爷爷那枚军功章，用红布包着，红布又用油纸裹着，油纸再用牛皮纸信封套着，搁在衣柜最顶层的樟木匣子里。层层叠叠的包裹，像把一粒种子埋进了好几层土里。
　　我第一次见它，是趁爷爷午睡时踩着板凳去够那个匣子。打开信封，揭开油纸，红布摊开在手心里的时候，那枚圆形的徽章就露出来了——黄铜的底子，中间一颗红五星，五星边缘的漆已经剥落了几小块，露出底下发暗的铜色。徽章背面刻着一行小字，笔画很浅，要凑到眼前才能辨认。我把它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按原样包好放回去，跳下板凳时心跳得厉害，像偷看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爷爷从没主动跟我提过这枚徽章。他只在我问起的时候“嗯”一声，说是在部队上得的，然后就不往下说了。他说话时目光落在窗外那棵石榴树上，树上的花正红着，他的眼睛望着那片红，可眼神已经飘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话不用问，徽章自己会说的——它躺在红布里的样子，它背面那行模糊的字迹，它被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郑重，都在说话。
　　后来是父亲把这枚军功章的来历慢慢讲给我听的。爷爷年轻时当过兵，打过仗，那枚徽章是战役结束后发的。具体是哪场仗，爷爷没细说过，父亲也只知道个大概。可有一件事父亲记得清楚——有一年夏天，爷爷在院子里乘凉，忽然把上衣撩起来，露出腰侧一道疤。那道疤有半根筷子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像一条睡着了的小白蛇。爷爷指着疤对父亲说，就是那次得的章。说完就把衣服放下来了，继续摇扇子，好像只是指了指院子里的一处旧痕。
　　那枚军功章在家里放了六十多年，红布换过一回，旧的洗破了，奶奶找了块新的换上。换布的时候，奶奶把旧红布上沾着的铜锈末子仔仔细细地收进了一个小纸包里，跟徽章搁在一起。她说那些末子也是徽章的一部分，不能丢。爷爷笑她多事，她也不理，把纸包折好压在红布底下，又用油纸裹了一遍。
　　我最后一次见爷爷时，爷爷已经不太认人了。我爬上板凳去够那个樟木匣子时，他躺在床上看着我，目光跟随着我的动作。我打开红布，把徽章托在手心里凑到他眼前，他的目光落在徽章的红五星上，停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他只是抬起手，用食指的指腹轻轻碰了一下徽章的边缘，然后把手放回被子上。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和皮，指节上的老年斑密密麻麻的，可碰徽章的那一瞬间，他的手是稳的，没有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