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
　　那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早些。“三月三，驴解鞍。”还未到“驴解鞍”的时候，人们已经脱掉捂了一冬的棉袄。最先报春的是那满坡实洼咧嘴笑的迎春花，柳枝也在暖风的爱抚中舞动着绿裙。贵如油的春雨非常慷慨地飘洒下来，草木喜滋滋地伸长脖子吮吸着春天的甘霖。
　　我感觉这个早春是奔我而来的。麦苗儿青青草儿壮，我再也不愁打不到猪草了。两个姐姐背着书包去上学了，爹娘被生产队的钟声唤走了。我和弟弟提上篮子去金家塬剜野菜打猪草。
　　新年刚过，爹从集市上买回一头猪崽，我和弟弟每天上午和下午得去打一篮猪草。到年底猪肥了便交给公社收购站，卖的猪钱除了上交生产队的口粮款外，剩下的给我们添点新衣服、买些年货，再积攒一点供家里平时零用。我知道这头猪是我们一家生活的希望，到年底猪长得越肥，那我们家就越能过个欢乐年。
　　金家塬是我们村庄西边的小塬，东边那个小塬叫羊虎岭。这两个小塬上，布满了我跟伙伴们的脚印和欢乐。那天，太阳像个大火球正从羊虎岭升起，映照着金家塬大片大片的麦田，麦苗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麦田里的草已被社员们锄净了，我和弟弟顺着塄坎搜寻着。那年的庄稼长得好草也长得旺。我和弟弟欢跳着剜野菜和草，剜着草了就扔到我提的竹篮里，剜着野菜就放到弟弟提的小菜篮里。不一会儿，我俩的篮子便满满的了。我看着弟弟满菜篮的菜，高兴地说娘又能给咱们做顿好吃的了。
　　太阳爬得老高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看着时间还早，我和弟弟坐在塄坎边晒太阳，想起姐姐教给我的课文，便大声朗诵：“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弟弟问我北京在什么地方，我说北京在北边。弟弟说，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从东方升起，那北京应该在东边。我俩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说咱们问问老师去，便提上篮子向村小学走去。
　　村小学在村庄中心大队部院子里。教室是三间土木瓦房，方格窗子用塑料纸糊住，下边几个方格塑料纸被划开了小口子。我和弟弟不敢进到教室里边，就趴在窗户上朝教室里看。一个中年男教师在前边讲课，底下坐着三排学生。没有木质课桌凳，用土坯垒的小墙上架一块水泥板便是课桌，凳子是学生从自家带的小木凳。三排学生是三个年级，老师给这排学生讲课，另外两排学生做作业。老师拿着书高声读着：“我们的首都是北京，我爱首都，我爱北京。”东边那排学生也跟上老师大声读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都”字，用小竹棍指着念道：“都，都，首都的都，左右结构耳字旁”，学生伸着食指凌空比画着“左右结构耳字旁”。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二姐跟着老师学生字，也不由自主地读着，在窗台上用手指比画着。有学生看到趴在窗户上的我和弟弟，朝我们张望。坐在西边的大姐也发现了我和弟弟，朝我俩摆手让我们下去。我想老师一定会讲北京在什么地方的，就趴在窗户上等着。
　　教室门“吱呀”一声打开了，那个男老师朝我和弟弟走来。弟弟吓得跑开了，我愣了一下也跑了。只听老师在后边喊着：“快提上你们的篮子！”
　　第二天打完猪草，我又给弟弟说，咱俩再去学校听老师上课。弟弟说不去了，被老师逮住了要挨骂。我说，不怕，老师不会批评我们。我俩又趴在窗户外边听老师讲课。
　　下课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我几岁了，为啥不上学。我说爹娘不让我上学。老师问我：想不想上学？我点头说，做梦都想上学。老师摸摸我的头说，回家去吧，我会让你来上学的。
　　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坐在院子里吃饭，老师走了进来。爹娘急忙上前拉老师坐下，给老师让饭吃，老师说已经吃过了。老师扫视着院子，望望我将目光转向爹：“军儿都超过上学年龄了，你咋不让他上学？”爹摇摇头：“你看我们大小七张口，他爷爷常生病，就靠我和他娘挣工分，供不起啊。等大女子明年不念书了再让军儿上学吧。”老师说：“娃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可不能把娃耽搁了。就让娃明天来学校吧！”爹说：“这没学费不说，书本和笔都没有，咋上呀？”老师说：“学费不用交了，我给找用过的课本，作业就在我用过的教案背面写。”爹脸上的愁容不见了，望着老师：“那就让娃去吧。”又转向我：“你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啊！”
　　晚上，娘在油灯下给我缝制了个小书包。我抱着小书包眼睛盯着窗外，盼望着天快点明，不知不觉进入了甜甜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