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给长辈拜年，是传统年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初二去给干大拜年，那情景就像灶糖黏在心尖上，愈久愈甜，成了生命里最温润的底色。
　　记得小时候，时令一进腊月，我便掐着指头盼着过年。一家人欢欢喜喜吃过大年饭，初二清晨，兄妹几人穿戴一新，提着点心、挂面，结伙去给干大拜年。说说笑笑走过十余里乡路，早就等在家门口的干大，欢天喜地把我们接进门，耄耋之年的干奶奶坐在堂屋炕头，身下垫着碎花褥子，笑纹堆满眼角眉梢，满是慈爱。早饭是香喷喷的臊子面，琥珀色的酸汤漂着油星，筋道的手擀面根根分明，拌上酸脆的芹菜丁、酥烂的肉臊子，锅盖一掀，烟火气裹着亲情弥漫了房间。大家急不可耐地围坐餐桌，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吸溜声、碗筷碰撞声、笑语喧哗声，声声都是与干大一家团圆的欣慰。
　　饭罢，干奶奶从老榆木柜里捧出个泛黄的手绢包，里面是她晒的柿饼，果肉丰腴，糖霜似雪，咬一口，甘甜的滋味漫过舌尖，清冽里带着微涩的回甘。那股甜，是往后多少山珍海味都复刻不来的纯粹。
　　日头渐渐升高，土炕上摆开了牌局。改琴姐和开选哥领着我们打“升级”，磨得边角卷曲的扑克牌泛着油光。我们挤在暖烘烘的炕上，推搡争抢，笑闹声震得窗棂嗡嗡响。赢了的拍腿欢呼，输了的笑骂两句，复又凑作一团。干娘端着红烧肉和蒸馍来催吃饭，我赖着不肯挪窝，干大倚在门框上笑：“吃了再来！”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还带着走村串巷行医问诊沾来的草药清香。
　　午饭后，女孩子们溜到院里踢毽子。小梅姐挽着袖口，毽子在她脚踝间翻飞如蝶，一口气能踢上百个。我们围成圈踮着脚报数，喊声嘹亮，惊得院角的芦花鸡扑棱着翅膀躲进柴垛。清脆的毽子声，伴着远处村落断断续续的鞭炮响，织就童年最鲜活的新春乐章。
　　干大的村子是远近闻名的“秦腔窝子”，年节里总要唱大戏。拜完年后，干大年年多留我们一晚，晚饭后牵着我的手，踏霜踩露穿过田埂去看戏。戏台上的灯光亮如白昼，忠臣烈女的故事，伴着铿锵的锣鼓、高亢的唱腔，把忠孝节义的种子，悄悄埋进我们的心底。散戏归家时，月光洒在田埂上，清辉满地。我仍手舞足蹈地学唱着戏文，惹得兄妹们笑我是个“小戏痴”。
　　那年，干大家新盖了青砖大房，灰瓦朱楣，窗棂上雕着精致的花草。改琴姐望着崭新的门脸赞叹：“舅，日子真是节节高！”干大蹲在台阶上点烟，烟头明灭间，声音沉稳又有力：“政策好、路子宽，手里有活计，心里就有底气！”他转头望着念书的我们，眼里满是期许：“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是咱家的荣光！”那道目光，穿越三十载光阴，至今仍在我心头熠熠生辉。
　　如今，兄妹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天南地北。大年初二，再难聚齐满堂人。可每到除夕，臊子面的香气漫开，干奶奶的柿饼、土炕的牌局、院里的毽子、麦场的秦腔，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西府乡村的年味，是亲情发酵的醇厚暖意，是数代农人融进血脉里、深扎在黄土地上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