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过年，往往是从杀年猪开始的。
　　腊月二十过后，生产队便定下了杀猪的日子。那天，我比大人起得还早。推门一看，大雪盖了院子、屋顶和树梢。门外传来伙伴约定的“鸟叫”信号，我一骨碌跳下炕打开门。伙伴朝我喊：“拿上面盆，接猪血去！”我跑进灶房，取出白色的搪瓷盆，在盐罐抓一把盐，撕下一张纸包好，我俩直奔饲养场。
　　生产队饲养场在村东头一个空院里。此时，院子已站了七八个精壮汉子。一名妇女蹲在灶前添柴火，红红的火舌舔舐着锅底。邻村来的杀猪匠中等身材，黝黑的大脑门上刻着岁月的沟壑。他用手试了试水温说：“水好了，灶火不要离人。其他人，跟我拉猪。”他动作麻利，手持一米半长的铁钩，与几个汉子跳进猪圈。猪在圈里奔跑躲避，但杀猪匠的铁钩精准地钩住猪鼻孔，猛地一拽，猪“扑通”滑倒。几个汉子迅速出手，拽耳提腿，将猪拉到条凳上。杀猪匠手起刀落，我赶忙将搪瓷盆推到他脚下，一股殷红的猪血带着气泡流淌到盆里。我小心翼翼端着盆子往家走，心里高兴极了，回家母亲就能做香喷喷的血豆腐吃了。
　　接着是烫毛。杀猪匠说：“要吃好肉，先要烧好水，最适宜的水温是60℃到70℃。”那时候没有温度计，他用手指反复试探调节水温。猪很快被抬进装满热水的大木桶中，几个人拽住猪腿前后推送摇晃，确保全身均匀受热。大约十分钟后，他们用炭渣制成的刮毛工具，飞快煺毛。白汽蒸腾中，黝黑的猪皮渐渐变得白净。“一二，上！”二百多斤重的肥猪被四五个小伙抬起，倒吊在用木头搭建的梯形架子上。这时一个中年汉子双手搂抱猪腰，嘴对猪肚脐眼使劲吹气。旁边俩人各用二尺长、手腕粗的木棒在猪身上不停捶打，确保气流贯通。不大会儿，干瘪的猪肚变得肥胖滚圆。
　　真正的重头戏，是分猪肉。夜幕降临，大槐树上的铁铃响起来。各家大人提着竹笼，在生产队空院子排成一列长队。猪肉已按部位分解好，放在“竹耙”上。“肥搭瘦，前搭后，猪头、下水分头走”是分肉的基本原则。队长念名字，会计唱报斤两。杀猪匠手中的砍刀上下翻飞，行云流水，油滑的秤杆拨前动后，秤平斗满。有时累了，杀猪匠会像耍把戏似的将切肉刀在手腕上旋转几下，吓得小孩直往大人的背后钻，大人们却投去灿烂的笑容。
　　满院子的热气，温暖了那个寒冬，也温暖了我此后许多年关于“年”的记忆。真正的丰盛，是情感的凝聚、劳作的结晶与分享的快乐，这或许才是“年”最深处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