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个腊月初八，吃腊八粥了！”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清亮亮的，像冬日里第一缕照进院子的阳光。那声音穿过堂屋，钻进我们还裹在被窝的耳朵里，一下子就把睡意赶跑了。
　　我和弟弟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从炕上弹起来，胡乱套上棉袄，趿拉着棉鞋就往厨房跑。灶膛里的火正旺，大铁锅咕嘟咕嘟地响着，锅盖边沿不断冒出白汽，带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甜香，在整个屋子里打转，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往上爬。
　　母亲掀开锅盖，一团热气“呼”地腾起。她拿长柄勺在锅里慢慢搅着，嘴里念叨：“熬得黏糊些，才叫‘黏住福气’。”锅里的腊八粥已经浓稠，玉米粒和豆子都涨得圆润饱满，在汤汁里翻滚，泛着琥珀色的光。她盛了两碗，递给我们，叮嘱道：“小心烫，吹吹再吃。”
　　我捧着碗，碗壁烫得手心发红，可舍不得放下。碗里还冒着热气，粥粒在热气里微微颤动，像是活的一样。我迫不及待地吹了两口，低头吞了一大口——烫得直吸气，可那味道却让人舍不得吐出来。黄豆已经熬得软烂，浓浓的豆香在舌尖上散开；花生米还保留着一点脆劲，咬下去“咯嘣”一声，满口油香；糯米沾在唇边，拉出细丝；红枣去核了，甜得纯粹，像把整个冬天的阳光都含在了嘴里。
　　“慢点喝，没人跟你抢。”母亲笑着，又往我们碗里各加了一勺熬得软烂的红豆。她自己还没喝，站在灶前，手里拿着勺子，目光却没在粥上，而是在我们身上来回打量。她看弟弟的棉袄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手腕；看我的棉裤膝盖处磨得发亮，几乎要透出线头。她说：“也该穿新衣服了！”
　　“腊八一过就是年。”她轻声说，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落进水里，在我心里漾开一圈圈涟漪。我知道墙角那个老旧的樟木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我们过年要穿的新衣——那些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红的、蓝的、碎花的，都是她从布店里精挑细选的料子，舍不得买贵的，可每一块都洗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年三十那天，让我们从头新到脚。
　　除了腊八粥，桌上还摆着几样小菜：一盘炒蒜苗，翠绿里夹着白嫩的蒜梗，油光闪亮；一碗豆腐，切成小块，浇了点酱油和香油，撒上切碎的香菜，清香扑鼻；还有一小碟腌萝卜，脆生生的，解腻又开胃。母亲说：“光喝粥腻，得配点咸香，才压得住。”她自己只喝了一小碗粥，便忙着洗碗洗锅，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们吃得狼吞虎咽，碗底都快舔光了。弟弟的嘴角沾着一粒糯米，像挂了颗小珍珠，母亲伸手给他擦掉，指尖还带着灶火的温度。她看着我们吃得香的样子，嘴角一直往上扬，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来，像冬日里解冻的河面，漾着暖意。
　　屋外，寒风还在院子里打着旋儿，刮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响。屋里，灶火未熄，粥香未散，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连老猫都从柴垛后头踱出来，蹭到灶边，眯着眼睛打盹。
　　等我们吃完粥，母亲终于坐下来，捧着自己那碗早已凉了的粥，小口小口地喝。她一边喝，一边打开樟木箱，拿出我的棉裤，铺在炕上，又从针线筐里抽出一根针，穿上线，对着窗户的光，开始缝补膝盖上的破洞。她的手指有些粗糙，可针脚却细密匀称，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却把所有的爱，都藏在了针线里。
　　弟弟也凑过来，把脑袋靠在母亲肩上，小声问：“妈，过年能穿上新袄吗？”母亲停下针，摸摸他的头，笑着说：“能，不光有新袄，还有新鞋、新帽子。过了腊八，年就来了，啥都有了。”
　　是啊，腊八一过就是年。这碗冒着热气的腊八粥，是年的前奏，是母亲用粮食和时光谱写的序曲。它告诉我们：再冷的冬天，也有热饭；再难的日子，也有盼头。
　　她缝补的不只是棉袄，是岁月的缺口；她熬煮的不只是腊八粥，是家的温度。而这温度，足以融化整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