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如酒醇香，也溢满了浓烈的辣。这辣是他坎坷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他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依然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敬仰。
　　苏轼嗜酒，乐于写诗，爽朗乐天的性格，源于祖父的影响。苏轼的祖父时常提一壶酒，邀亲朋好友席地而坐，把酒言欢。苏轼一生可以说是居无定所，这正契合了他走遍名山大川、享受旅途风光，游学吟诗，抛却烦恼、快哉乐哉的性格，这也是其父亲苏洵对他性格的感染。苏家血脉中的这股热血，造就了苏轼宽厚的胸怀和气度、乐观豁达的精神和品质。
　　巴蜀山河养育的子民喜好辛辣，生长在眉州这片土地上的苏家又以诗书传家，在把酒言欢中接续着烟火味。酒无疑成了苏家的家风传承，苏轼的爱民情怀伴着酒的传承，在他的为政理念中发挥了造福一方的作用。
　　苏轼初仕凤翔时，与酒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踏进凤翔府任签书判官，正值西夏元昊变乱之后。凤翔地处西部，府库财力匮乏，生产凋敝，酒业更为萧条。特别是朝廷酒曲禁令过严，酒类官酿，经营者苛利甚重，私酿者常遭杖责流放之苦。举目四望，酒肆的酒旗孤独地随风飘荡，开门营业的十之两三家，就是门开着的，也是门可罗雀、濒临倒闭。苏轼看到凤翔酒业发展的现状，他策马扬鞭，移步酒家，仔细查问，了解酒的生产经营现状。
　　苏轼于嘉祐七年（1062年）上书朝廷，提出“官榷与民”的主张，即取消曲禁，官酿私酿并存，官家可用征收经营坐商税和贩运酒类行商税的办法来获得酒业税收。苏轼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充分阐述了“官榷与民”的理由，“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
　　苏轼从政治、经济两方面说明“官榷与民”的好处是国家税收不减，商贾百姓也能得到利益，即使酒税收不回来，落在百姓手里也便于民间休养生息，由穷变富，积聚财力，巩固边防。朝廷随即允准实施，使柳林酒和整个凤翔酒业生产迅速恢复。酒税成了当时凤翔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文献通考》和《凤翔县志》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全国白酒作坊共184家，凤翔就占56家，凤翔酒税收入在天下诸州酒税定额中居第三位。每年为国家财政上缴20万贯以上税缗，凤翔成了全国闻名的“酒乡”。同时，民间酿酒大发展也促进了酿酒技术不断改进，制作“酒母”用水从刷案水改为泉池天然水，还出现了用老曲末接新曲团表面的新方法。久负盛名的橐泉酒质量不断提高，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
　　苏轼的故乡四川，当时酒税排在朝廷第一。他喜饮酒，对酒情有独钟。他更喜欢自己动手酿酒。他被贬惠州时写过一首诗《寓居合江楼》，诗中写道：“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并在诗后自注：“予家酿酒，名罗浮春。”苏轼自酿酒或许像他喜欢炼长生不老的“仙丹”一样是个业余爱好，但我更认为是嗜酒如命的苏轼被贬后生活困难，沽酒财力有限，又有大把的时间、精力和酿酒的经验，才自酿自饮。
　　苏轼不但自己酿酒，还善于就地取材，探索创新酿造新酒品，就如他在海南儋州探索制墨的“远突宽灶”新工艺一样。定州在北方，漫山遍野是松树，苏轼爱钻研，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从古籍中知道松树能酿酒。他生在酒乡四川，初仕在酒乡凤翔，有自酿“罗浮春”的经历，对酿酒有成熟的经验。他采集松叶、松脂、松花及松子，再放入菊花、陈皮等，一并加入黄米发酵，采取蒸馏的酿酒工艺，酿出了“苏公牌”美酒。品着自己亲手酿造的美酒，他起了一个诱人的美名——“中山松醪”。可以想见，坐在月光下的松林中，满天星斗都藏进了松林，松涛轻拂夜的氤氲，习习微风带着香雾，把花白的胡须轻拂向西南方向。嗅着松林的清香，品一口醇香浓郁的松醪，望着故乡，不觉吟唱出心中的喜悦和复杂的情感，于是，提笔成就了流芳千古的《中山松醪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