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参观青铜鼎


四十三年逨鼎

毛公鼎

大克鼎

　　本报记者 麻雪
　　青铜铸文明，鼎盛耀千古。
　　在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宝鸡，悠久的历史在一件件青铜器中呈现。
　　在博大精深的汉语中，数十个成语皆与“鼎”相关，如春秋鼎盛、一言九鼎、革故鼎新、鼎鼎有名、鼎足而立、力能扛鼎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鼎”与历史文脉、中华文明之间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宝鸡出土的诸多青铜器中，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四十三年逨鼎、四十二年逨鼎……这些青铜鼎虽历经数千年的岁月冲刷，却依旧气韵非凡、光彩夺目，散发着璀璨之光，赓续文明之脉。
　　日前，记者走进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倾听“鼎盛”之音，感受钟鼎彝铭的传承。
　　鼎之含义 显赫盛大
　　近段时间，前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参观的游客众多，非节假日期间，日均可达1300人次左右。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接待游客16.9万人次，足可见青铜文化的魅力。
　　在展厅的序厅中，陈列着大克鼎复制品（真品藏于上海博物馆），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第一个点，大克鼎于清代在扶风县法门镇出土。
　　说到“鼎”的文化内涵，青铜器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其内涵渗透到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和理念之中，并传承至今。鼎原本是上古时期的烹饪之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锅，用于炖煮、盛放食物。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才有了青铜铸造的鼎。传说上古时期，夏禹铸造了九鼎，分别象征华夏九州，至此，鼎从食器演变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社稷的象征。从商代至周代，把定都称为“定鼎”，在后世逐渐演变中，“鼎”有了显赫、盛大等引申义。在周代时，鼎成为旌功记绩的礼器，人们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等时，会铸鼎以记载盛况。
　　以大克鼎来说，它是西周时期，一位名叫“克”的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其纹饰华丽、疏朗畅达，装饰与庞大的器身相得益彰，使得大克鼎整体气魄雄浑、威严沉重。
　　大克鼎鼎腹内壁上290字的长篇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其字体端正质朴、笔道均匀，形体舒展有度，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出土后被众多金文书法研究者所推崇。其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祖父的颂扬与怀念，第二段是周天子对克的册命辞。这篇铭文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宗法制度的重要史料，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文献。大克鼎是鼎中重器，与大盂鼎是迄今有铭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两件。
　　逨鼎述廉 克勤克俭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郑苗来到四十三年逨鼎展柜前。四十三年逨鼎是指一组“列鼎”，共10件，形制和铭文基本相同，大小相次，2003年出土于眉县杨家村窖藏。
　　四十三年逨鼎内壁铸有铭文31行316字，记述了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逨因治理林泽有功，被周宣王奖励并告诫的情况。铸鼎以记录大事，于是，逨铸造了一组青铜鼎。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所包含的廉政意义，被诸多参观者所推崇。记者采访当天，看到多家单位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前来参观和学习。其铭文释意内容包含有：施政时，要勤勉踏实，不能贪图安逸；要秉公执法，不能滥用职权；要明辨是非，不能赏罚无据；要谨防腐败，不能中饱私囊。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印证了周宣王延续周初的德政思想和礼乐文明，从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智等方面，对官员提出的原则和标准。这也反映了西周时期对廉政的极大重视和对廉洁的细致要求，即使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与四十三年逨鼎一起，2003年出土于眉县杨家村窖藏的四十二年逨鼎，其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四十二年逨鼎出土两件，形制和铭文相同，其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四十二年（公元前786年），逨受到周宣王册封、赏赐的事情。其中所记述的逨继承先辈与猃狁战斗的意志，与戎狄殊死搏斗取得辉煌战果的史料，价值极高。
　　国宝载史 艺术传世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原院长陈亮介绍，西周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朝代，它从巫风弥漫的商代鬼神世界步入人文天地，其文化礼仪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然而，有关西周历史的记录甚少，能证实那段历史的除了甲骨文，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了，从西周初期开始，就出现了记事铭文，特别是西周中期以后，长篇铭文大量出现。宝鸡作为周文化重要发祥地，出土的有铭文的青铜器近千件，总字数近2万字。被称为“晚清四大国宝”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以及逨鼎、逨盘等青铜器，以长篇铭文而名垂青史。
　　毛公鼎，1843年出土于岐山县董家村，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通高54厘米，重34.5千克。它是周宣王的叔父兼重臣毛公所铸礼器，整个器表装饰十分简洁，显得素朴典雅。铭文铸于鼎腹内，32行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铭文既回顾了时弊，又申明了周宣王任毛公重要官职，及其孜孜图治的决心，反映了当时册命封官之隆重、管理范围之大等，内容丰富，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郭沫若先生称其“抵得上一篇《尚书》”。它不仅在内容上是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一篇金文书法的典范，艺术价值极高，以至于出土以来，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大盂鼎，清代末期出土于眉县李村（一说岐山礼村），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高102厘米，重153.5千克，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鼎。鼎腹内铭文共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训诰盂。康王说，自己愿效法、秉承文王的政令和德行，令盂来辅佐他，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于是，盂制作了祭祀嫡祖南公的宝鼎。
　　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南公”很可能是“南宫”之别称，见于《尚书》中的南宫适（kuò），乃周文王、周武王时的重臣。
　　最值得一提的是，铭文中的“宗周”，即现在横跨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这里是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被誉为“宗周”。记者在扶风县城关街道南宫村采访时，看到有一个大型的墓冢，相传，南宫适是西岐（今岐山、扶风一带）人，这就是他的墓。南宫村，也因此而得名。
　　根据著名周秦文化考古学家罗西章的研究、考证，西周墓有“不封不树”的特点，即没有坟冢墓碑，他还曾在墓的边角发现汉代砖，所以这个大墓冢并不是南宫适的墓，可能是汉代一个将军的墓。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南宫适与宝鸡的渊源。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采访期间，工作人员郑苗还带着记者参观了多个历史文化含义颇丰的鼎。如，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的会妘鼎，它是“媵器”，与当时的婚姻有关，其上的铭文有着对婚姻的祝福；出土于宝鸡桑园堡的商代晚期蝉纹鼎，其纹饰如蝉，很是精美，古人认为蝉寓意高洁，推测这尊鼎的纹饰也有此寓意；陇县是秦早期都城汧邑所在地，陇县边家庄出土的五鼎四簋符合周礼中所规定的大夫级别的用器规格，从中可以看出秦人对周礼的传承……
　　青铜无言，春秋为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宁亚莹说：“宝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青铜文化的‘富矿’，其悠久的历史都在一件件青铜器中凝聚成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历久弥新、绵延不断。”钟鼎彝铭，鼎盛春秋，一件件青铜鼎载史传世，彰显着中华文脉的深远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