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
　　我也曾是留守儿童
　　18岁那年，我通过考大学，从农村来到了西安。我从小跟着奶奶在宝鸡扶风乡下长大，我爷爷在上世纪80年代就去世了。小时候没有可以玩的玩具，我就写作文、看书，由此慢慢喜欢上了写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唐都医院，待了好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坚持写作，但是从来都没有发表过。
　　创作与留守儿童有关的作品，和我自身的经历有关。2009年我的奶奶去世，她给我留下了仅有的1800块钱，让我捐赠。之后不久，我跟随一个公益团队来到了永寿县，从此开启了我资助留守儿童的道路。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时间，我资助了上百名留守儿童，一直到他们上大学，甚至有些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我也在帮他们联系，直到现在也跟他们保持着联络。
　　紧紧抱着他俩
　　我给大家简短地讲两个小故事，这有关于我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
　　第一个小故事，是2009年我第一次去永寿县的时候。当时我在做一个公益活动，那是11月底，雪特别厚。车走到半山腰时，遇到了个小姑娘，后来知道她9岁，实际上看起来会更小一些，很弱小。小姑娘穿着单薄的衣服和拖鞋，衣服脏得连颜色都分辨不出来。我就问她：“小姑娘你站这儿干嘛？”她不说话，两手紧紧地攥着一个白色的纸团。我就问她：“这是什么？”她还是不说话。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张药品说明书。而后她突然开口了，把说明书背了一遍，正反面都背了一遍。我当时特别震惊，说明书里有的字我都不认识。我问她几岁了？她也不说话，旁边有一个放羊的人告诉我，她奶奶在上面。我把她抱到车上，她一直发抖。把她送到家后，我问她奶奶：“她妈妈呢？”她奶奶就哭，把我拉到旁边，告诉我说她妈妈在务工的时候从架板上坠亡了。我问：“孩子不知道吗？”奶奶告诉我：“她妈妈死的时候孩子才几个月，后来我们就一直骗她，说你把这个书背过了，妈妈就回来了。”他们那里很闭塞，孩子没有书。2009年的时候，孩子在路边捡了一个游客留下的说明书，她认为这就是书。她的姐姐13岁，姐姐帮她查字典，她死记硬背，把这说明书背过了。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不说话，见到人就背书，站到山边就背书，她认为把书背完，妈妈就回来了。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认识一个两岁的孩子，姓柳，他养母智障，他的哥哥23岁，也是智障。爸爸跟人跑了，孩子一个人生活，从来不说话，连哭都不会。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把大小便往嘴里塞，特别脏，我把他抱出去洗了个澡。后来，我每个礼拜都开车三个小时往永寿县跑，经常给这个孩子买玩具，陪着孩子玩。他每次都让我抱，可就是不说话。后来我坚持每年冬天去一次，因为我就觉着，一年四季里冬天是最难扛的。当地2018年已经脱贫了，各方面都非常好。我最后一次去是2019年，那时他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见到我后，他让我抱，还是不说话。那天下着雪，雪很大，积雪也很厚，我知道那天可能是最后一次去看他，就开了一辆商务车，拉了好多东西，我恨不得把他这一生要用的东西都给他，我还给他办了一张教育基金卡。临走的时候我叮嘱司机开快点儿，因为我不想让孩子难过。但是孩子不知道我是最后一次去，村子里的积雪特别多，我给司机说你赶紧拐弯，赶紧找个弯就拐，不要让孩子在后面跟着，冷得很。司机使劲开，孩子在后面一直追，猛追，可能真的有某种感应吧。司机刚一转弯，孩子啪一声摔倒了，使劲儿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哭。我给坐在窗户边的女孩说：“你把窗玻璃摇下去。”我让司机把车停下。那个孩子顾不上疼，过来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话：“阿姨，我会记得你的，我会想你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孩子说话。
　　为拍电影奔波
　　我回到西安后，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们这部影片的总策划张小可老师，他曾是电影《白鹿原》的总出品人。当我把这两段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也深受感动，当即表示要将它拍成电影。当真正下定决心要改编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导演。我们找了好多导演，但都被拒绝了，说这样的题材太多了，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更没有人会去看，认为这是个人情怀，是作家思维，不建议改编这样的题材。我后来问张小可老师该怎么办，他说：“没事儿，我认为可以找到。”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导演，也不敢找大导演，就找小导演，甚至找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的在校学生，但还是没有人愿意接。我们就继续找，最终遇到了现在的导演刘全玮老师，我们刚听到的影片片尾曲也是导演突发灵感创作的。这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本身就是学导演专业的，北漂的时候在地下室住了很多年。他说：“我接，我不要钱，我来拍。”于是我们就一起合作。后来找编剧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依然找了好多人，还是被一一拒绝。
　　为什么这部影片我会挂名编剧？真的是硬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我曾找到好多编剧跟他们请教，但是大家都给我泼冷水，让我不要写了，说这个题材不好改。我们的编剧还有另外一位老师，认识她之后，我就拉着她一起，边学边改。后来我给张小可老师说：“那我就自己当编剧吧，因为我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我自己完全可以写出来。”最终，我们用了45天的时间，打磨了十多遍后，创作完成了剧本。
　　为什么影片中支教老师来自南京？
　　我们曾在选景的时候，走访了三十多个地方，从陕北到关中到陕南再到商洛，最后选择镇安县为拍摄地。在走访过程中，我遇到了南京的一位刘姓支教老师。商洛是六县一区，有很多从南京来的挂职干部，从他口中我听到了一组数字，自1989年到现在，南京总共给商洛地区输送了支教老师249名，年龄大都在二十多岁，但没有一个老师退缩过，他们都在商洛坚持下来了。还有一位支教老师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我和剧组人员都被深深地震惊到了。我就想着，应该把这些感动人心的事迹写出来，并且一定要把它搬上银幕。作为省作协会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拍摄这样一部意义深远的影片。
　　（这是作者6月14日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组织集中观影活动上的发言，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