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我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那时上海交大图书馆在校门右侧的红楼，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对图书，特别是科技书，那真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看。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常去找有关内燃机的书，特别是讲狄塞尔（Diesel）发动机的书来读，因为它热效率高。后来我的专业是铁道机械工程，四年级的毕业设计是蒸汽机车。但我到图书馆借读的书决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R.Goddard）的书也借来看。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H.Glauert）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的书来读，当时虽没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大家知道，做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所以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最新发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一有空就去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的期刊开放陈列架，翻看最新的期刊，阅读别人的新论文，并从中得到启发。后来我当了教授，仍旧这样做，也要求我的研究生们这样做，并在每周的学术讨论会上请大家讲讲学术动态，共同吸收新思想、新成果，以促进我们的研究。由此可见，图书馆对我的研究工作简直是不可或缺的。
　　——摘自钱学森在“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庆典上的书面发言《图书馆与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