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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凿一窍，而浑沌不死
◎弋舟
在一定程度上，宁可的小说符合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大部分定见。
原则上，小说似乎是应当“求真”的，它以虚构之名，行“仿真”之实。但鉴于甚嚣尘上的“笨拙现实主义”，我一度也有“小说何妨更假一些”的呼吁。小说之“真”“假”，其间确乎有深意，懂得的，自然会懂，不懂的，大约再怎么使劲儿，也没法懂了。就是说，懂得小说“真”“假”之辩，更接近于一种本能，说是天赋，也不为过，而文学关乎天赋，这个也是毋庸多说的事情。在我看来，不懂“真”“假”问题，对这对矛盾缺乏天赐的思辨力，便失了写小说这个行当的准入证。从来无证上岗者众，此间又划开了两个阵营：一方一味索“真”，死心塌地，僵硬粗糙，拉上无辜的“现实主义”以壮声色，既败坏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又糟蹋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是我“何妨更假一些”之论的缘由；另一方一味求“假”，虚头巴脑，云来雾去，倒也有“现代主义”这面旗帜可供招摇，久而久之，也将好端端的现代主义弄得令人厌弃。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句话可被视为小说这门艺术的东方式真谛。在这个意义上，宁可做小说，是领了准入证的。这已经很不简单，那道门槛不是谁都过得去的。
现实中，宁可不靠写小说吃饭，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中规中矩，行止得当，这口小说饭，他用来喂养灵魂。这也是我尤为看重的地方。一个人于现实之中有着脚踏实地的熬炼，同时于灵魂之中常常爆发革命，在“虚实之间”便有了参悟“真假之辨”的渠道，两厢取一个平衡，就是做人与为文共同的益处。宁可的这本集子读下来，的确会给我一个辨识上的难度，它亦东亦西，有着鲜明的西方文学痕迹，同时极具东方传统之道，在观念与方法上，都有着杂糅的品相。
粗略地说，宁可的小说在“真”“假”之间，取乎于“假”。《左右》《东西》《春夏秋冬》这样的篇章，极尽辩证之能事。在小说中，他干脆极端地以“东”“西”“左”“右”“春”“夏”“秋”“冬”命名了自己笔下的人物，在最大程度上使得文字向着寓言靠拢，也在最大程度上，消减着那个“原则上”小说应当遵循的“仿真”路线。
这至少别具一格，也至少是在给自己确立着更高一级的小说精神，至少已经脱离了对于“真”片面和无能地理解。可贵的是，在对“更高一级小说精神”的追求中，宁可没有倒向那种令人厌弃的虚头巴脑和云来雾去。他的小说在显豁的精神诉求之下，始终不曾忘记给出结实的现实依据：那个叫“左”和叫“右”的年轻人，身陷就业的恐慌，看3D电影，在护城河边和女孩子花前月下；那个叫“东”的男青年开着摆有桌牌的会议，那个叫“西”的女青年眺望雷峰塔遥想白娘子……这些细节即便被宁可交付于梦境，但一笔一笔皆有“在地性”，使得抽象之“抽”有了可“抽”之处，也使得所抽之“象”更具指涉性，直接呼应着红尘，对凡俗的生活现场发散着象征的隐喻。这同样呼应着《红楼梦》的传统。
没错，就是“梦”。宁可的小说几可以“梦”来读。此梦是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梦”，“日有所思”作为前提，保证了他的“夜有所梦”的可被理解性，而作为后果的“夜有所梦”，也使得他的“日有所思”不被乏味的琐屑拘囿，在形而上的云端展开了符合文学本意的翅膀。也正是“梦”的介入，令我摇摆一番，将宁可从卡夫卡的队列里划出，归给了他的东方前辈，那是蒲松龄与曹雪芹的队伍，是老子与庄子的队伍，时常的神游八荒、物我两忘。
诚然，百年的中国新文学实践，已经难以一刀划出截然的东、西，在精神资源上，今天每一个现代汉语的书写者都难以断然给自己一个非此即彼的归属。宁可的小说在形式上力追西方小说的路径，甚至有着用力过猛的痕迹，《羊在山上吃草》一篇，便极具现代主义神采，但他内在的世界观却全然是东方式的，人间于他，是梦，是有无和真假的圆融，而非尖锐的对立与机械的拆解。在宁可笔下，即便文本中插进一个“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不断搅局，也依然会让山匪秃老歪和二柱这对有着夺妻之恨的冤家和解于浩荡山岚之中。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在这个本质上，宁可毫无疑问地站在东方的传统之中，他的小说总体上倾向于温和，慈眉善目，有着某种专属东方的“智者”腔调，乃至也许是无意之中，令他所写下的这些小说富有了一种非常高级的可能，那就是——浑沌之美。
然而：“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脆弱，七天就可以给弄死，庄周早有警示。
宁可几乎在每一篇小说里都用力地凿窍，他的小说在“呈现”与“照亮”两极，更多地着力在“照亮”之上，他太想靠近某个“意义”以“视听食息”。这当然没错，尤其在更多的人只匍匐于“呈现”层面的文学现场。但我想以庄周的警示与他共勉，让我们时刻记得：倏忽之间，日凿一窍——而浑沌不死。
怎么做到呢？这依然事关天赋，事关人的修行和文学的教养，也事关培养对于那些外部加之于己的花哨阐释的抗体。不谈论，至少少谈论，维护好待己甚善的浑沌。
好在宁可天赋好，修行亦佳。证据是，干好工作之余，他顽固地不忘喂养灵魂，他提起笔来，没有去写神奇的诗歌，没有去写瑰丽的散文，而是老老实实地，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地写起了小说。他写起了小说，居然没有写成那种势大力沉的“陕西小说”，更是一桩神奇的事情。所以，宁可应当被好好珍惜。
（弋舟：当代著名小说家，《延河》杂志副主编，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
在一定程度上，宁可的小说符合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大部分定见。
原则上，小说似乎是应当“求真”的，它以虚构之名，行“仿真”之实。但鉴于甚嚣尘上的“笨拙现实主义”，我一度也有“小说何妨更假一些”的呼吁。小说之“真”“假”，其间确乎有深意，懂得的，自然会懂，不懂的，大约再怎么使劲儿，也没法懂了。就是说，懂得小说“真”“假”之辩，更接近于一种本能，说是天赋，也不为过，而文学关乎天赋，这个也是毋庸多说的事情。在我看来，不懂“真”“假”问题，对这对矛盾缺乏天赐的思辨力，便失了写小说这个行当的准入证。从来无证上岗者众，此间又划开了两个阵营：一方一味索“真”，死心塌地，僵硬粗糙，拉上无辜的“现实主义”以壮声色，既败坏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又糟蹋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是我“何妨更假一些”之论的缘由；另一方一味求“假”，虚头巴脑，云来雾去，倒也有“现代主义”这面旗帜可供招摇，久而久之，也将好端端的现代主义弄得令人厌弃。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句话可被视为小说这门艺术的东方式真谛。在这个意义上，宁可做小说，是领了准入证的。这已经很不简单，那道门槛不是谁都过得去的。
现实中，宁可不靠写小说吃饭，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中规中矩，行止得当，这口小说饭，他用来喂养灵魂。这也是我尤为看重的地方。一个人于现实之中有着脚踏实地的熬炼，同时于灵魂之中常常爆发革命，在“虚实之间”便有了参悟“真假之辨”的渠道，两厢取一个平衡，就是做人与为文共同的益处。宁可的这本集子读下来，的确会给我一个辨识上的难度，它亦东亦西，有着鲜明的西方文学痕迹，同时极具东方传统之道，在观念与方法上，都有着杂糅的品相。
粗略地说，宁可的小说在“真”“假”之间，取乎于“假”。《左右》《东西》《春夏秋冬》这样的篇章，极尽辩证之能事。在小说中，他干脆极端地以“东”“西”“左”“右”“春”“夏”“秋”“冬”命名了自己笔下的人物，在最大程度上使得文字向着寓言靠拢，也在最大程度上，消减着那个“原则上”小说应当遵循的“仿真”路线。
这至少别具一格，也至少是在给自己确立着更高一级的小说精神，至少已经脱离了对于“真”片面和无能地理解。可贵的是，在对“更高一级小说精神”的追求中，宁可没有倒向那种令人厌弃的虚头巴脑和云来雾去。他的小说在显豁的精神诉求之下，始终不曾忘记给出结实的现实依据：那个叫“左”和叫“右”的年轻人，身陷就业的恐慌，看3D电影，在护城河边和女孩子花前月下；那个叫“东”的男青年开着摆有桌牌的会议，那个叫“西”的女青年眺望雷峰塔遥想白娘子……这些细节即便被宁可交付于梦境，但一笔一笔皆有“在地性”，使得抽象之“抽”有了可“抽”之处，也使得所抽之“象”更具指涉性，直接呼应着红尘，对凡俗的生活现场发散着象征的隐喻。这同样呼应着《红楼梦》的传统。
没错，就是“梦”。宁可的小说几可以“梦”来读。此梦是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梦”，“日有所思”作为前提，保证了他的“夜有所梦”的可被理解性，而作为后果的“夜有所梦”，也使得他的“日有所思”不被乏味的琐屑拘囿，在形而上的云端展开了符合文学本意的翅膀。也正是“梦”的介入，令我摇摆一番，将宁可从卡夫卡的队列里划出，归给了他的东方前辈，那是蒲松龄与曹雪芹的队伍，是老子与庄子的队伍，时常的神游八荒、物我两忘。
诚然，百年的中国新文学实践，已经难以一刀划出截然的东、西，在精神资源上，今天每一个现代汉语的书写者都难以断然给自己一个非此即彼的归属。宁可的小说在形式上力追西方小说的路径，甚至有着用力过猛的痕迹，《羊在山上吃草》一篇，便极具现代主义神采，但他内在的世界观却全然是东方式的，人间于他，是梦，是有无和真假的圆融，而非尖锐的对立与机械的拆解。在宁可笔下，即便文本中插进一个“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不断搅局，也依然会让山匪秃老歪和二柱这对有着夺妻之恨的冤家和解于浩荡山岚之中。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在这个本质上，宁可毫无疑问地站在东方的传统之中，他的小说总体上倾向于温和，慈眉善目，有着某种专属东方的“智者”腔调，乃至也许是无意之中，令他所写下的这些小说富有了一种非常高级的可能，那就是——浑沌之美。
然而：“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脆弱，七天就可以给弄死，庄周早有警示。
宁可几乎在每一篇小说里都用力地凿窍，他的小说在“呈现”与“照亮”两极，更多地着力在“照亮”之上，他太想靠近某个“意义”以“视听食息”。这当然没错，尤其在更多的人只匍匐于“呈现”层面的文学现场。但我想以庄周的警示与他共勉，让我们时刻记得：倏忽之间，日凿一窍——而浑沌不死。
怎么做到呢？这依然事关天赋，事关人的修行和文学的教养，也事关培养对于那些外部加之于己的花哨阐释的抗体。不谈论，至少少谈论，维护好待己甚善的浑沌。
好在宁可天赋好，修行亦佳。证据是，干好工作之余，他顽固地不忘喂养灵魂，他提起笔来，没有去写神奇的诗歌，没有去写瑰丽的散文，而是老老实实地，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地写起了小说。他写起了小说，居然没有写成那种势大力沉的“陕西小说”，更是一桩神奇的事情。所以，宁可应当被好好珍惜。
（弋舟：当代著名小说家，《延河》杂志副主编，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