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八县，皆有惠政
　　张戬聪慧过人，饱读诗书经史，县学之中成绩优异，被推荐入京参加考选。皇祐二年(1050年)，张戬一举中进士第，授职陕州闵县(今河南闵乡)主簿。后迁任普润(今陕西麟游)县知县事，任满回京为秘书省著作佐郎，汇编国家每日时事“日历”。后又出任地方官，先后知灵宝(今河南灵宝)、流江(今四川渠县)、金堂(今四川金堂)等县事。后入京任太常博士，为司祭礼乐之官。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试任监察御史里行。第二年，因政见与王安石不合，而出知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后改知夏县(今山西夏县)，秩满被推荐赴周至为监司竹监。
　　体恤百姓，注重教化
　　张戬曾八任知县事。为政有方，特别是他以诚待人，志在扶危济困、养老恤贫，并力行不怠，所到之处皆有显效。他只要看到百姓生产、生活有不得其所之处，就当作是自己所致，即尽其智力，必济之而后已，从而赢得百姓拥戴。
　　张戬为政注重教化。他曾代理蒲城(今陕西蒲城)县知县，蒲城是华州的一个大县。这里民俗强悍凶蛮，不畏法令，争斗、诉讼和偷盗之事，五倍于其他县。以前的县令以严刑峻法惩治，但奸邪之事越发难以制止。张戬到任，省刑宽政，以教化为先，一是凡有人来打官司，在大堂上，他必定尽力以理开导双方，告诫互谅互让，不要做犯法之事；二是召集乡邑父老，让他们教导督促子弟务学礼仪，省察过失；三是制作《记善簿》，百姓凡有善行好事，即使很小，都予以记载，以作表彰；四是每月初一，用自己的俸钱置办酒食，召请县上老年人到官署庭院，以慰劳之，并让他们的子孙陪侍，谈笑之间晓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邻里等道理。这样，不到几个月，蒲城政通人和，民风渐变，狱讼大减。
　　夏县也是个以诉讼多而闻名陕州的县。朝廷把张戬从公安县调任知夏县事。张戬仍坚持“美教化，移风俗”之策。每有诉讼，他对双方从不事先臆测其诈伪，也不施小恩惠，而是以诚相待，依法据理，反复教喻，致使当事人心悦诚服，有的还当堂撤诉。张戬治夏县，民风为之一变。张戬任满离职之时，百姓遮道相送，几乎不得前行。夏县父老激动地说:“以往许多人认为我们县的百姓喜好诉讼。可是自从张公来治理之后，诉讼的事几乎绝迹。只有张公了解和相信夏县百姓是不喜欢诉讼的啊!”说罢，人们泪流不止。
　　廉洁奉公，恪于礼教
　　张戬为官廉洁奉公，处事谨慎。他任监司竹监(在今陕西周至东南)时，全家从不食用竹笋。他对下属的工作要求极严，但平素相处很随和亲近。司竹监有一士兵深得张戬宠爱和器重。有一次，他拿了一些笋壳，张戬知道后，立即予以处罚，毫不徇私。事过之后，张戬待之如初，并不介意。人们无不赞叹他德量宏大。
　　张戬政治思想是尊礼崇儒，言行恪于礼教。其任监察御史里行时，神宗问以治国之道，他强调在上者要勤政爱民，以身垂范，皇帝认为极其正确。时值王安石变法，题目虽正，但问题很多。他不仅三番五次上书说理，并且亲自去宰相府仗义执言，与王安石辩论。张戬见自己的政见不合于潮流，遂不再抗争，托病归家等候处分。朝廷免其言官之职，派他出知公安县事。
　　张戬一生未做高官，京官也仅三次，时间很短。但他长于吏事，在维护地方封建秩序方面，以其高尚的人格和诚挚的教谕，所到之处皆有惠政，百姓誉之“贤令”。
　　熙宁九年(1076年)，张戬得暴疾不治而辞世。他的著述有《丧服纂要》九卷，《语录》三卷，《经学理窟》三卷等。
　　（摘自《石鼓阁上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