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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耀州窑光大于世
陕西日报记者赵杨博
禚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谈话时，每每讲到兴奋处就手舞足蹈。对年轻人来说，与84岁高龄的先生对话，没有任何“代沟”。
禚先生，是古陶瓷研究尤其是耀州窑考古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却自称是“挖土的”。正因她的“深挖”，沉睡地下1400多年的耀瓷重新绽放异彩。
禚先生对古陶瓷有着孩童般纯粹的热爱，她说：“考古的魅力就在于从已知到未知，再到已知的不断求索；考古最大的乐趣是把消失的、真实的、原有的历史面貌发掘、复原出来。”
禚先生，全名禚振西，是我国考古界为数不多的“铿锵玫瑰”，被国内外同仁尊称为“禚先生”。她主持考古发掘的耀州窑遗址，荣获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被列入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和“陕西省十大考古发现”，她本人成为首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学者。
1961年秋，禚振西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她，在资料室整理标本时，有幸上手触摸、整理从耀州窑首次考古发掘出的8万多片瓷片。
1973年5月，铜川灯泡厂搞基建，挖出大量的耀瓷碎片。铜川市文化馆派人将瓷片背到西安鉴定，已对耀瓷有了解和研究的禚振西将瓷片按年代码放整齐，展现了过人能力。研究所决定由禚振西任领队组成3人考古队，前往铜川黄堡进行耀州窑考古工作。
禚振西把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委托给邻居看管，只身从省城西安来到铜川黄堡。眼前的漆水之滨、黄土沟峁，一片荒凉，但她丝毫没有退缩。这一来，就扎下了根，与耀州窑终生结缘。
“当时，我们既当技工，也当民工，白天现场发掘，连夜清洗、整理瓷片，做好标注，写发掘日记。深夜到女工宿舍找空位睡觉，遇到工人下班回来，我们就得从床上爬起来再找床位。”禚振西回忆道。
这次考古发现了一列并排3座的宋代窑炉，出土了2万多件（片）瓷片和窑具，促成了耀州青瓷复仿烧制的开始，也让禚振西发现了耀州窑的丰富内涵，为日后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1976年，我以陕西编写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国家组织的首部关于古代陶瓷发展史的专著——《中国陶瓷史》的编写，向全国顶级专家学习，考察各大古瓷窑，对陶瓷美学、陶瓷科技、陶瓷工艺等领域有了全新认识，开始意识到耀州窑还有很多没有揭示出来的秘密。”禚振西说，这是她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契机和升华。
1984年夏，黄堡镇村民在漆水河岸发现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禚振西带领考古队立即奔赴现场挖掘。第二年，禚振西又请求省文物局派来同样从事考古工作的丈夫杜葆仁一同加入，开始了两人共同主持长达15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在国内首次发现保存完整的宋代晚期家庭式作坊、窑炉、堆料场和堆煤场；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发现了珍贵的唐三彩和3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发现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耀州窑遗址考古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因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立的长期从事陶瓷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站。
1984年至1998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考古发掘的兴盛期。在这15年中，禚振西和丈夫以站为家，夜以继日扑在耀州窑的发掘、整理、研究之中。1998年，禚振西退休后，接受耀州窑博物馆聘任，担任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继续主持耀州窑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先后带队用5年时间完成上店、陈炉、立地坡等窑址考古，发掘出30多处烧造区，20多座窑炉，陶瓷标本20多万件。
“是党组织把我培养出来的！我有责任、有义务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一些事情。”有着30多年党龄的禚振西说。在禚振西等数代人的努力下，耀州窑140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揭开了神秘面纱。
“我的学术生命是耀州窑给的，我很感恩，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此生念念不忘……”禚振西深情说道。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禚振西，有一顶“特别”的草帽：帽檐宽大，似雨伞，戴上可遮蔽全身。这顶帽子已陪伴了她10年。10年，却只是禚振西耀州窑考古生涯的一小段。
1961年首次见到耀州窑址出土的大批瓷片时，禚振西还是一个刚从高校毕业的23岁青年。而今天，这位84岁老者，仍在窑址上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黄堡、陈炉、玉华、立地坡等数十平方公里的遗址区，每一条沟、每一道梁、每一个田块，都留下了她反复勘察的脚印。
这就是禚振西，物质至简，精神丰盈。她一直高擎理想明灯，将大半生的奋斗和追求融入考古学术研究。1998年5月，禚振西到了退休年纪，按说可以回到儿子身边，颐养天年，但她退休不退岗，依然坚守在耀州窑博物馆，与书海、瓷片为伴，继续考古研究，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为什么甘坐“冷板凳”？“我始终有一种紧迫感。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存在局限性，还不能掌握耀州窑全貌。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希望能把耀州窑的脉络搞清楚！”禚振西的回答掷地有声。
对于耀州窑的定位问题，禚振西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作为工作基本要求，坚持大胆推测，用实证说话，构筑起耀州窑学术体系。在40多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中，她经常一边实地勘察发掘，一边深入研究考证，广泛查阅大量相关书籍资料，并自费到甘肃、宁夏、江苏、浙江等地的100多个耀州窑系及其他窑址考察调研。
2003年，已经65岁的禚振西在陈炉、立地坡等遗址考古时，每天沿着山路步行15至40多公里，辗转多个发掘点查看工程进度等，尽心尽力指导科学发掘。经过深入扎实的工作，揭示出唐至元明各时期耀瓷的特征，系统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
同时，禚振西对耀州窑与柴窑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促成耀州青瓷复仿烧制。她主持编写了《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等考古报告以及《陈炉耀州瓷精粹》《中国耀州窑》图录和《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等8部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近200篇。这些学术著作，已成为当今研究耀州窑文化、考古发掘、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指导文物工作开展的重要参考，成为文博人才培养的宝典。
禚振西“蹲在考古坑里”研究，站在中国陶瓷史甚至世界陶瓷史的“肩膀”上看耀州窑，用她的话来说，“下有根基，上能拔高”。如今，她坚定匠心钻研、薪火相传的信心，致力于培育更多人才。
早在玉华窑、黄堡耀州窑考古发掘期间，禚振西就为年轻的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物修复等方面的知识讲授。在考古工作站和耀州窑博物馆，她多次进行中国古陶瓷和耀瓷的鉴定教学，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咸阳培训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的陶瓷鉴定课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她还频频受邀到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传业，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一大批陶瓷科研人才、陶瓷工艺大师及陶瓷创业能手。多年来，她一直精心指导考古队员撰写文博研究文章，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专业论著。
“相识20多年，我觉得禚老师是学术上的巨人、指点迷津的老师，更是我们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榜样。通过老师的指点，我的业务技能逐渐提升。”耀州窑博物馆业务研究科工作人员、禚振西的学生石琳娜说。
在禚振西的影响下，小儿子杜文也打小在心底埋下了热爱历史的种子，目前在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孙子也参与考古工作。
“每一件文物都记载了太多东西。比如一块耀州瓷片，从色泽、气孔、粗细度等可以看出原料的特性、加工方式。不同的文物代表了当时生产加工的水平，人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惯和爱好。一定要好好保护文物，好好观察对比，深入研究，找出后面的历史真实来。”禚振西说，“几代人为了耀州窑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成。在我有生之年，希望继续把铜川境内各个窑址内涵、窑口关系、历史背景等都搞清，完成相关报告，让耀州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转自《陕西日报》）
禚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谈话时，每每讲到兴奋处就手舞足蹈。对年轻人来说，与84岁高龄的先生对话，没有任何“代沟”。
禚先生，是古陶瓷研究尤其是耀州窑考古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却自称是“挖土的”。正因她的“深挖”，沉睡地下1400多年的耀瓷重新绽放异彩。
禚先生对古陶瓷有着孩童般纯粹的热爱，她说：“考古的魅力就在于从已知到未知，再到已知的不断求索；考古最大的乐趣是把消失的、真实的、原有的历史面貌发掘、复原出来。”
禚先生，全名禚振西，是我国考古界为数不多的“铿锵玫瑰”，被国内外同仁尊称为“禚先生”。她主持考古发掘的耀州窑遗址，荣获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被列入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和“陕西省十大考古发现”，她本人成为首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学者。
1961年秋，禚振西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她，在资料室整理标本时，有幸上手触摸、整理从耀州窑首次考古发掘出的8万多片瓷片。
1973年5月，铜川灯泡厂搞基建，挖出大量的耀瓷碎片。铜川市文化馆派人将瓷片背到西安鉴定，已对耀瓷有了解和研究的禚振西将瓷片按年代码放整齐，展现了过人能力。研究所决定由禚振西任领队组成3人考古队，前往铜川黄堡进行耀州窑考古工作。
禚振西把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委托给邻居看管，只身从省城西安来到铜川黄堡。眼前的漆水之滨、黄土沟峁，一片荒凉，但她丝毫没有退缩。这一来，就扎下了根，与耀州窑终生结缘。
“当时，我们既当技工，也当民工，白天现场发掘，连夜清洗、整理瓷片，做好标注，写发掘日记。深夜到女工宿舍找空位睡觉，遇到工人下班回来，我们就得从床上爬起来再找床位。”禚振西回忆道。
这次考古发现了一列并排3座的宋代窑炉，出土了2万多件（片）瓷片和窑具，促成了耀州青瓷复仿烧制的开始，也让禚振西发现了耀州窑的丰富内涵，为日后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1976年，我以陕西编写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国家组织的首部关于古代陶瓷发展史的专著——《中国陶瓷史》的编写，向全国顶级专家学习，考察各大古瓷窑，对陶瓷美学、陶瓷科技、陶瓷工艺等领域有了全新认识，开始意识到耀州窑还有很多没有揭示出来的秘密。”禚振西说，这是她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契机和升华。
1984年夏，黄堡镇村民在漆水河岸发现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禚振西带领考古队立即奔赴现场挖掘。第二年，禚振西又请求省文物局派来同样从事考古工作的丈夫杜葆仁一同加入，开始了两人共同主持长达15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在国内首次发现保存完整的宋代晚期家庭式作坊、窑炉、堆料场和堆煤场；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发现了珍贵的唐三彩和3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发现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耀州窑遗址考古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因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立的长期从事陶瓷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站。
1984年至1998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考古发掘的兴盛期。在这15年中，禚振西和丈夫以站为家，夜以继日扑在耀州窑的发掘、整理、研究之中。1998年，禚振西退休后，接受耀州窑博物馆聘任，担任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继续主持耀州窑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先后带队用5年时间完成上店、陈炉、立地坡等窑址考古，发掘出30多处烧造区，20多座窑炉，陶瓷标本20多万件。
“是党组织把我培养出来的！我有责任、有义务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一些事情。”有着30多年党龄的禚振西说。在禚振西等数代人的努力下，耀州窑140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揭开了神秘面纱。
“我的学术生命是耀州窑给的，我很感恩，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此生念念不忘……”禚振西深情说道。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禚振西，有一顶“特别”的草帽：帽檐宽大，似雨伞，戴上可遮蔽全身。这顶帽子已陪伴了她10年。10年，却只是禚振西耀州窑考古生涯的一小段。
1961年首次见到耀州窑址出土的大批瓷片时，禚振西还是一个刚从高校毕业的23岁青年。而今天，这位84岁老者，仍在窑址上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黄堡、陈炉、玉华、立地坡等数十平方公里的遗址区，每一条沟、每一道梁、每一个田块，都留下了她反复勘察的脚印。
这就是禚振西，物质至简，精神丰盈。她一直高擎理想明灯，将大半生的奋斗和追求融入考古学术研究。1998年5月，禚振西到了退休年纪，按说可以回到儿子身边，颐养天年，但她退休不退岗，依然坚守在耀州窑博物馆，与书海、瓷片为伴，继续考古研究，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为什么甘坐“冷板凳”？“我始终有一种紧迫感。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存在局限性，还不能掌握耀州窑全貌。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希望能把耀州窑的脉络搞清楚！”禚振西的回答掷地有声。
对于耀州窑的定位问题，禚振西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作为工作基本要求，坚持大胆推测，用实证说话，构筑起耀州窑学术体系。在40多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中，她经常一边实地勘察发掘，一边深入研究考证，广泛查阅大量相关书籍资料，并自费到甘肃、宁夏、江苏、浙江等地的100多个耀州窑系及其他窑址考察调研。
2003年，已经65岁的禚振西在陈炉、立地坡等遗址考古时，每天沿着山路步行15至40多公里，辗转多个发掘点查看工程进度等，尽心尽力指导科学发掘。经过深入扎实的工作，揭示出唐至元明各时期耀瓷的特征，系统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
同时，禚振西对耀州窑与柴窑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促成耀州青瓷复仿烧制。她主持编写了《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等考古报告以及《陈炉耀州瓷精粹》《中国耀州窑》图录和《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等8部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近200篇。这些学术著作，已成为当今研究耀州窑文化、考古发掘、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指导文物工作开展的重要参考，成为文博人才培养的宝典。
禚振西“蹲在考古坑里”研究，站在中国陶瓷史甚至世界陶瓷史的“肩膀”上看耀州窑，用她的话来说，“下有根基，上能拔高”。如今，她坚定匠心钻研、薪火相传的信心，致力于培育更多人才。
早在玉华窑、黄堡耀州窑考古发掘期间，禚振西就为年轻的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物修复等方面的知识讲授。在考古工作站和耀州窑博物馆，她多次进行中国古陶瓷和耀瓷的鉴定教学，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咸阳培训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的陶瓷鉴定课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她还频频受邀到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传业，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一大批陶瓷科研人才、陶瓷工艺大师及陶瓷创业能手。多年来，她一直精心指导考古队员撰写文博研究文章，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专业论著。
“相识20多年，我觉得禚老师是学术上的巨人、指点迷津的老师，更是我们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榜样。通过老师的指点，我的业务技能逐渐提升。”耀州窑博物馆业务研究科工作人员、禚振西的学生石琳娜说。
在禚振西的影响下，小儿子杜文也打小在心底埋下了热爱历史的种子，目前在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孙子也参与考古工作。
“每一件文物都记载了太多东西。比如一块耀州瓷片，从色泽、气孔、粗细度等可以看出原料的特性、加工方式。不同的文物代表了当时生产加工的水平，人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惯和爱好。一定要好好保护文物，好好观察对比，深入研究，找出后面的历史真实来。”禚振西说，“几代人为了耀州窑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成。在我有生之年，希望继续把铜川境内各个窑址内涵、窑口关系、历史背景等都搞清，完成相关报告，让耀州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转自《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