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孝鹏：扶风县人。曾任总后勤部后勤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后勤杂志社、金盾出版社副社长兼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10余部，多次获全国、全军奖项。
　　1958年初，我当兵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76团，部队驻在甘肃兰州市西北郊的十里店。
　　那年12月末的一天，团部大门口值班室突然通知我，说母亲来部队看我，已经到了营房大门口。
　　闻讯我当即吃了一惊：母亲从未事先打过招呼呀，她一个小脚的农村女人，从陕西关中渭北高原，千里迢迢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呢？别的不说，从我们村到坐火车的陇海铁路绛帐车站，近40里路，中间要翻沟、上坡，无车可坐，全靠步行。记得一年前我们参军坐火车时，也是步行走的这条路。年轻小伙子走完这段路，也累得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母亲的一双小脚是怎么长途跋涉赶火车的？还有，家里当时没有钟表，也没有火车时刻表，而每天去兰州的火车只有一趟，她是怎么掌握时间的？在兰州下火车后，她无法联系我，一个没出过远门，又认不了几个字的农村女人，从位于兰州东南郊火车站到兰州西北郊的军营，中间隔着兰州街区和一条几百米宽的黄河，交通极为不便，要换几次公交车，还要步行几段路，母亲是如何一点点找到这个偏僻的十里店来的呢？这一切的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慈母思子心切！
　　见面后，母亲看着晒得皮肤黝黑、穿着布满油泥工作服的我，流了几股热泪。她告诉我，为了保家卫国，我参军她很支持。但我是家中的长子，自我参军走后，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我，为了见儿一面，吃苦受累什么都不在话下。为了赶上火车，她头天晚上半夜就从家里起程摸黑赶路了。途中她几番上车、下车，不断地打听、求人，才终于找到了这偏僻的军营。真是：迢迢千里路，难阻殷殷爱子情。在这一霎间，我更加感到了母爱的力量，眼眶流出了热泪。
　　时值寒冬，家里没啥好带的，母亲带给我的是用布袋装的炒馍豆，又叫棋豆馍。就是给和好的面里放上盐等调料，擀开后切成如骰子样的方块，在锅里焙干炒熟，用手捏着吃，又脆又香，是过去农村人走亲戚时常带给孩子们的礼物。我把它分给战友们，被大家一抢而光。
　　那时，母亲刚40岁出头，看着她已显苍老的面容，我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慨，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
　　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扶风县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因为没房住，便借住在别人的两孔窑洞里。那时，母亲曾在人前发下誓言：等我儿子长大时，我一定要让他住上新瓦房。
　　但盖房需要檩条、椽子，需要砖瓦和苇箔，用什么买呀！那时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钱从哪里来？
　　母亲说：纺线、织布，卖钱！
　　于是，父亲除在几亩薄田里种些口粮外，每年还要留出一亩多地种棉花。棉花收下弹好后，母亲便把它搓成大拇指粗的捻子，用一个大包袱包起来，然后把纺车放在炕头靠窗户的一头，就没黑没明地纺起来。白天，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亮，她左手扯棉线，右手摇车把，纺车发出的“嗡嗡”声震响在整个窑洞；夜晚，她仍不肯歇息片刻，为了节省灯油，她便点一炷香，借着香头上那萤火虫般的光亮纺线。嗡嗡嗡的纺车声会一直响到半夜。每晚，我总是伴着纺车声入睡，有时一觉睡醒了，看到母亲仍在炕头摇着纺车。第二天黎明，当我睁开双眼时，看到母亲早已开始了纺线。我算了算，这中间她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这样，别人每天能纺二两线，母亲却能纺将近一斤线。正如当时一首民谣说的：嗡嗡嗡，纺线线，纺车把儿转得欢，棉花吐丝细又长，一天能纺八两半。由于长期劳累，母亲的两只胳膊总是肿得粗粗的，胀胀的。
　　线纺到能够织六七丈布时，母亲就开始下一道工序——拉线经布，即把纺好的线取出一半，按布幅的宽度，一条条穿过织布的竹篦，作为经线卷起来；另一半线打成穗子，装在梭子里，作为织布的纬线。等这一切准备好后，就开始织布了。因自家买不起织布机，只能向邻居好友借用。
　　这织布是个体脑并重的技术活，是过去农村妇女必须学会的一门手艺。只见母亲坐在机盘上，腰里束上襻带，脚蹬在织机下面的踏板上（用于产生动力），两脚两手并用。那装着纬线的梭子轻巧地横穿经线飞过去，另一只手刚好接住，又不停住飞过来。两只手在抛接梭子的同时，还要有节奏地轮换扳动篦框，以便使纬线与经线紧密结合；同时脚下也要不停地踏动，布才能一寸寸、一尺尺地织出来。正如当时一首民谣唱的那样：脚一踏，手一扳，哐里哐嚓织布衫，梭子飞快来回穿，一天织了一丈三。
　　这时，我家窑里窑外，那哐里哐嚓的织布声又取代了嗡嗡嗡的纺线声。
　　自己织的这种布，粗而结实，乡村都叫作土布。比那种洋布（即机织的细布）要便宜得多，所以乡村绝大多数的人以穿土布为主。包括区乡干部和乡村教师、医生，也大都穿的是土布。只有县里的干部和中学老师，才能穿得起洋布，所以土布的销路很好。
　　母亲织出的第一批七丈土布卖出去后，父亲为了扩大财源，用这第一笔收入又添了些钱买回了一头母牛，第二年母牛下了牛犊，接着又怀了第二胎、第三胎，这头母牛成了我家的一台“生财机器”。牛犊卖出去后，父亲用这些收入买回了盖房用的部分木料和砖瓦，小心地保存起来。
　　母亲在卖完第一批布后，又一刻也不停歇地投入了第二轮纺线。那嗡嗡嗡的纺线声又取代了哐哐哐的织布声。每天，我在嗡嗡嗡的催眠声中入睡，又在嗡嗡嗡的“叫明声”中起床。长期的超负荷劳动，使母亲患上了肩膀疼和腰酸痛病，但她仍不肯歇息。她说，一闲下来会疼得更厉害。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但也只好当真话来听。
　　“嗡嗡嗡，嗡嗡嗡……”母亲的纺车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
　　“哐哐哐，哐哐哐……”母亲的织布机响了一春又一夏，一秋又一冬。大约纺织出了一百多丈布，攒下的钱终于把盖三间瓦房的材料买齐了。当父亲又卖了一头牛犊后，我们家请来了盖房的木匠和瓦匠，用半月时间盖起了三间瓦房。从此，我们从窑洞里搬出来，住进了亮堂堂的新房。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曾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代表，并带头上冬学，学文化；带头给志愿军做鞋子和鞋垫，并让我写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个字用线绣在鞋上面。父母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识字不多的父亲就教我背会了《百家姓》；母亲则经常给我讲述流传在故乡的各种传说和故事，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和读写能力。如她看着不远处的法门寺塔，给我讲了民女宋巧姣在法门寺向皇太后告御状的故事；指着村边的省文物保护单位前秦安南将军窦滔墓，给我讲了窦滔和妻子、才女苏若兰织锦回文诗《璇玑图》的故事；望着北边的东观山、中观山、西观山，给我讲了三霄娘娘和姜太公的故事；指着墙上的年画，给我讲了东汉时故乡扶风班、马、耿、窦四大朝臣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和知识。1952年我从初小毕业后，去县城考高小，一举考了第一名；高小毕业后考县中学，同样考了个第一名。为了使我在学校吃得好、学习好，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全家人大部分吃粗粮，而把麦面烙成饼，让我带到学校去吃……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酸酸的。
　　当兵第一年，我们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费，班长常金华除热情为母亲安排食宿外，还立即给我借了些钱，并让我请假带母亲去兰州市内玩一玩，买点东西。但母亲什么东西也不要，说看看我就满足了。我找到市内的兰州军区军人照相馆，与母亲照了一张合影，这也是我一生中与母亲唯一的一张合影。
　　母亲怕耽误我的工作，在部队住了两天就要回去。我领她在营区转了一圈，适逢年终，部队收车，几百辆高大的从东德进口的汽车整齐地停在车场。母亲在农村从未见过汽车，现在看到这么多汽车，她高兴地问：“儿子，你就是开这种汽车的？”我点了点头，她兴奋地说:“咱们的队伍太强大了！儿子，在队伍上要好好干，不能给爹娘丢脸。最好像邻居大哥一样，争个立功喜报寄回家。”
　　两天后母亲满意地回家去了。
　　1959年，根据战备任务的需要，我们团奉命移防青海格尔木，先后参加了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运输任务。我牢记母亲的嘱托，开着汽车翻昆仑、跨冰河，吃苦耐劳，工作争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团嘉奖。最终，我把一张立功喜报寄回了家里……
　　沧海桑田，日月更迭。如今，父母亲都已故去多年，县城新区西大街已通到我家房后，而我家原来住的窑洞已被夷为平地，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东岸的旅行公路从此通过，向北绕去。每当我站在岸边望着当年住过的窑洞旧址时，仿佛又看到了母亲纺线的身影，听到了母亲织布的声音……
　　(肖像作者：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