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岐山人，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西安。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发表中短篇小说250多部(篇)，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村子》《凤鸣岐山》等15部，并出版8卷本长篇小说文集。曾获柳青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已经是腊月二十二了，过年的脚步声似乎就在门后面热闹。中午，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还未开口说话，先是一串女人的笑，笑声像泉水一样清澈，比蓝天白云更爽朗。我必然要问，你是谁。对方回答：我是和你一块儿演戏的刘红芳，一队的，还记得吗？我仿佛能看见对方等着我回答的笑盈盈的脸庞。她的名字即刻把我带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我说，记得，记得，在我的记忆里你还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的模样。她说，不是小姑娘了，是小姑娘她奶奶了。在我的记忆里，你也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瘦瘦的，头发乌黑，脸白白的。我笑着说，也不是小伙子了，是小伙子他爷爷了。没有想到，四十多年未曾见面，刘红芳的笑声依旧像她演戏时一样年轻、纯粹、由衷。
　　四十多年前，我和刘红芳一同在我们陵头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扮演过不同的角色。那些日子、那些人物，腊月里彻夜难眠的排练，正月里紧张的演出，给我的记忆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初中毕业后，我不可能被推荐上高中，也不能招工或参军，只能当农民了。那时候，毕竟才十六七岁，先是茫然，继而失望，在时间的碾压下，连失望也碎为一地残渣，只剩下了麻木。这时候，大队书记叫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能叫我这样的人参加生产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我既吃惊、又感激，便一口答应了。大队里的书记可能听说我在读初中时演出过文艺节目，才叫我去的。在后来的那几年里，一进腊月，社员们便开始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地平整土地，而宣传队里的三十几个人在生产大队里的会议室对台词、练唱腔。我们围在用煤油桶子做的热烘烘的火炉子周围对台词的时候，水利工地上的社员们脱去棉衣，正在拉着架子车奔跑，他们每天至少要完成五方的土方量。一些生产队长虽然有意见却毫无办法。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排戏就是抓革命的，而水利工地上劳动的社员就是促生产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分派给我的角色不是被文艺界定义的“中间人物”，就是反派人物，如“样板戏”中的敌军刁德一就是我演的。我们的导演是岐山县人民剧团的演员郭老师，谁演什么角色，由郭老师说了算。好多年后我才知道，红遍全国红了好些年头的一个喜剧明星，当年就是从生产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走出去的。我就想，如果我一直这样演下去，如果有人提携，也许，我也会成为明星的。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存在，只有现实。生活分派给我的角色只能是昙花一现，在人生的舞台上，我的表演不会久留的。虽然没有做成职业演员，名字没有排在明星后边，我还是很感激那个舞台。因为，舞台改变了我的性格，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经历了一番痛苦之后，变得像戏曲演员一样开朗了。年过六十，我总结自己的那一段生活，只有我明白，我在戏中，我是演给农民们看的，也是演给自己看的。人在戏中，如果太入戏，就会变为戏中人，把生活也作为戏而对待。那些腊月和正月里的排练和演出，改变了我，使我难以忘却。
　　我之所以牢记着刘红芳，是因为，我和红芳一同演出一出戏，这出戏，是我写的，也是我和红芳几个年轻人演的。每年春节时，县政府要求每个村拿一出自编自演的剧目去参加县里的汇报演出。我和红芳他们几个演出的我编写的那出戏，在评比中得了三等奖。那些小姑娘、小年轻为能在县剧团里的舞台上演出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1976年，大队文艺宣传队解散了。几年以后，和我一同演戏的几个漂亮的姑娘先后结婚了。我们再也难得见一面。从刘红芳的电话中我听得出，她依旧怀念那些热烈的腊月和正月。可是，那些腊月和正月过后，我的性格变了，不再开朗。不要说再演戏，在单位里的聚会上，我连一首歌也唱不出口了。省作家协会没有人知道，我做小青年时还演过戏。生活会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的。
　　（肖像作者：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