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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塬的史记
◎袁智强
每年的9月1日笃定是开学日，39年前的这一天，在宝鸡文理学院（那时叫师范学院）老校区那两扇用铁丝拧着的破木门边，我见到了与我同样“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冯驱。介绍人是他的长兄。此君与我同为彼时时尚至极的“文学青年”，两个邻厂之间又仅隔一条铁路，因而十分熟悉。
那时文学是热度极高的事，发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全国著名。同学中，做“文学梦”的不少。但我压根儿没想到，最终在文学之路上取得佳绩者，并不是我等已经发表过小说、诗歌、剧本的几位，而是坐进政教系教室里的冯驱。
说冯驱在文学之路上的成就，主要指他2013年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西迁！西迁！》。荣幸之至的是，我做了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
1987年之前，冯驱的人生之旅中嗅不到几丝文学气息。1949年10月1日，他在响彻中华上空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呱呱坠地，于1968年成为首批大规模下乡的“地球修理工”。两年之后，他搓去沾了满手的牛粪，列名于宝鸡叉车厂的“领导阶级”行列中。他当过钳工，又在厂政治处做了几乎无所不做的政工干部，组织、宣传、党办、团委的岗位转了个遍，最终从厂党委常委起再上台阶，定格在宝鸡标准件厂厂长的位置上。
如果不是四川著名作家鄢国培的长篇小说《长江三部曲》于1986年出齐，冯驱的企业家之路大约还会一直走下去。但果真如此，中国文学界便会少一部反映抗战工业、民族企业的大作，给宝鸡文学界、工业界留下遗珠之憾和一片空白。
比冯驱年长15岁的鄢国培，其创作之路与冯驱约略相类。他也是在长航宜昌港务局造船厂学徒，然后在驳轮上做了电工、代机工，最后成为专业作家的。他的《长江三部曲》的成功，给冯驱指明了一条从工人到作家的奋斗之途。更何况冯驱还有一个他人未有的条件——一位了解申新、深谙荣家经营之道的姥爷，他的存在使外孙从9岁就萌生过探究迁厂运动始末的想法。于是，“描写迁厂运动，做又一个鄢国培”成了申新子弟冯驱的不二选择。
《西迁！西迁！》是一部纪实文学，这种体裁的作品比之于纯虚构的小说创作难度更大，原因就在这个“实”字上。既然求实，你就得拥有大量翔实、准确而生动的资料，来不得一点虚假和错讹，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更何况，这些资料又姓“史”，属于过去式。试想：不是亲身经历者，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要“还原”“再现”岂不是难于上青天？
再难也得写下去，而且，用于收集史料、订正核实上的精力远比“笔耕”大得多。于是，武汉、无锡、重庆、上海、昆明……所有必去的地方冯驱都去了，有些地方甚至多次往还。这还只是解决了时间问题，更难解决的费用问题就得靠妻子这个“出纳”了。
说收集史料难度更大，并不意味着“爬格子”就容易。“码字”期间，他曾经几次十分痛苦地挠着蓬乱的华发对我说：“实在写不下去了，不写了……”有过一点经验的我却毫不同情他，冷漠地打击说：“写不下去也得硬写！”
2013年9月，《西迁！西迁！》“落草”。值得骄傲一下的是，这个双音节词重复了一遍的“一枪戳下马”式的标题，如今颇有几分知名度的书名，出自我的键下。
“生”下这个“孩子”，其效果首先是令人惊讶。不要说普通市民，就连很多身兼“申新子弟”和“十二厂职工”两种身份者也恍然大悟：“我从这窑洞门口走了几十年，却没想到它们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
人们有这样的反应顺理成章，可当他们真的有机会进入洞中，嘴巴还是立时张得能吞下一枚鸡蛋：“这不就是个垃圾场嘛，哪是个窑洞工厂？”“垃圾场”之说绝非夸大其词，当时的窑洞车间遗址里，大大小小挤了6家单位，仅堆积在洞中的工业垃圾就有机加工、铆焊废料和铸造残砂，甚至设立了红酒库和冷冻库！
“工业文化”这个概念诞生并不久远，即使在以工业为优势的宝鸡，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深刻，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很不配合、阻力重重。申新迁厂发生在80多年前那个枪林弹雨的时期，资料的缺失几乎是必然的。2017年是个转折的年份。这一年，随着省市领导和部门的日益重视，支持力度加强，工作环境、舆论氛围也有了改变。这一年底结的最大的“瓜”则是：申新纱厂旧址被工信部公布为“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
果然是第一批！紧随其后的2018年、2019年，“第二”“第三”便接踵而至：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文化遗址公园，中国工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进行的大量保护、利用工作使4处遗址面貌日新月异，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兴趣。开园不到一年间，观众已络绎不绝，最多的一天竟有23批！包括一位国家领导人，两任省委书记、一位省长在内，前来视察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就多达十几名。
长乐塬原来的地名，是进入过汉语成语的“陈仓峪”，而现在，它已被“长乐塬”取而代之，这也是命名者冯驱的功绩。用冯驱的姥爷、李国伟指定的申新与中国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联络人王阿庭的话说：申新四厂的根在无锡，工厂迁到宝鸡的这一部分是“客秦者”，另一部分到重庆的当然就是“客渝者”了。现在，“渝人”对“秦人”已经心悦诚服，连说：在迁厂运动研究方面重庆赶不上宝鸡。后来，他们根据图纸和其他资料建成了李国伟公馆，甚至连当地人编的影视片也被命名为《向西！向西！》。
屈指算来，从1987年萌生写书的想法至今，已过去了35年。做了一件大事，冯驱也是得其所哉。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毅力，原因是热爱。
冯驱当过两个企业的领导，宝鸡叉车厂和宝鸡标准件厂都是搬迁企业，他在那里对企业内迁感同身受，常想：现在都有这么多困难，申新前辈们冒着炮火搬家、生产，肯定是难上加难。他们背井离乡，不正是为了民族大义吗？前几年征集史料时，解放前曾护过厂的孔庆芝、倪丁文等人现在已经90多岁了，依然深情地说：“工厂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护谁护？”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申新人才会一代又一代地爱厂、护厂、发展厂。孔庆芝、倪丁文如此，冯驱又何尝不是如此？
每年的9月1日笃定是开学日，39年前的这一天，在宝鸡文理学院（那时叫师范学院）老校区那两扇用铁丝拧着的破木门边，我见到了与我同样“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冯驱。介绍人是他的长兄。此君与我同为彼时时尚至极的“文学青年”，两个邻厂之间又仅隔一条铁路，因而十分熟悉。
那时文学是热度极高的事，发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全国著名。同学中，做“文学梦”的不少。但我压根儿没想到，最终在文学之路上取得佳绩者，并不是我等已经发表过小说、诗歌、剧本的几位，而是坐进政教系教室里的冯驱。
说冯驱在文学之路上的成就，主要指他2013年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西迁！西迁！》。荣幸之至的是，我做了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
1987年之前，冯驱的人生之旅中嗅不到几丝文学气息。1949年10月1日，他在响彻中华上空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呱呱坠地，于1968年成为首批大规模下乡的“地球修理工”。两年之后，他搓去沾了满手的牛粪，列名于宝鸡叉车厂的“领导阶级”行列中。他当过钳工，又在厂政治处做了几乎无所不做的政工干部，组织、宣传、党办、团委的岗位转了个遍，最终从厂党委常委起再上台阶，定格在宝鸡标准件厂厂长的位置上。
如果不是四川著名作家鄢国培的长篇小说《长江三部曲》于1986年出齐，冯驱的企业家之路大约还会一直走下去。但果真如此，中国文学界便会少一部反映抗战工业、民族企业的大作，给宝鸡文学界、工业界留下遗珠之憾和一片空白。
比冯驱年长15岁的鄢国培，其创作之路与冯驱约略相类。他也是在长航宜昌港务局造船厂学徒，然后在驳轮上做了电工、代机工，最后成为专业作家的。他的《长江三部曲》的成功，给冯驱指明了一条从工人到作家的奋斗之途。更何况冯驱还有一个他人未有的条件——一位了解申新、深谙荣家经营之道的姥爷，他的存在使外孙从9岁就萌生过探究迁厂运动始末的想法。于是，“描写迁厂运动，做又一个鄢国培”成了申新子弟冯驱的不二选择。
《西迁！西迁！》是一部纪实文学，这种体裁的作品比之于纯虚构的小说创作难度更大，原因就在这个“实”字上。既然求实，你就得拥有大量翔实、准确而生动的资料，来不得一点虚假和错讹，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更何况，这些资料又姓“史”，属于过去式。试想：不是亲身经历者，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要“还原”“再现”岂不是难于上青天？
再难也得写下去，而且，用于收集史料、订正核实上的精力远比“笔耕”大得多。于是，武汉、无锡、重庆、上海、昆明……所有必去的地方冯驱都去了，有些地方甚至多次往还。这还只是解决了时间问题，更难解决的费用问题就得靠妻子这个“出纳”了。
说收集史料难度更大，并不意味着“爬格子”就容易。“码字”期间，他曾经几次十分痛苦地挠着蓬乱的华发对我说：“实在写不下去了，不写了……”有过一点经验的我却毫不同情他，冷漠地打击说：“写不下去也得硬写！”
2013年9月，《西迁！西迁！》“落草”。值得骄傲一下的是，这个双音节词重复了一遍的“一枪戳下马”式的标题，如今颇有几分知名度的书名，出自我的键下。
“生”下这个“孩子”，其效果首先是令人惊讶。不要说普通市民，就连很多身兼“申新子弟”和“十二厂职工”两种身份者也恍然大悟：“我从这窑洞门口走了几十年，却没想到它们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
人们有这样的反应顺理成章，可当他们真的有机会进入洞中，嘴巴还是立时张得能吞下一枚鸡蛋：“这不就是个垃圾场嘛，哪是个窑洞工厂？”“垃圾场”之说绝非夸大其词，当时的窑洞车间遗址里，大大小小挤了6家单位，仅堆积在洞中的工业垃圾就有机加工、铆焊废料和铸造残砂，甚至设立了红酒库和冷冻库！
“工业文化”这个概念诞生并不久远，即使在以工业为优势的宝鸡，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深刻，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很不配合、阻力重重。申新迁厂发生在80多年前那个枪林弹雨的时期，资料的缺失几乎是必然的。2017年是个转折的年份。这一年，随着省市领导和部门的日益重视，支持力度加强，工作环境、舆论氛围也有了改变。这一年底结的最大的“瓜”则是：申新纱厂旧址被工信部公布为“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
果然是第一批！紧随其后的2018年、2019年，“第二”“第三”便接踵而至：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文化遗址公园，中国工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进行的大量保护、利用工作使4处遗址面貌日新月异，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兴趣。开园不到一年间，观众已络绎不绝，最多的一天竟有23批！包括一位国家领导人，两任省委书记、一位省长在内，前来视察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就多达十几名。
长乐塬原来的地名，是进入过汉语成语的“陈仓峪”，而现在，它已被“长乐塬”取而代之，这也是命名者冯驱的功绩。用冯驱的姥爷、李国伟指定的申新与中国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联络人王阿庭的话说：申新四厂的根在无锡，工厂迁到宝鸡的这一部分是“客秦者”，另一部分到重庆的当然就是“客渝者”了。现在，“渝人”对“秦人”已经心悦诚服，连说：在迁厂运动研究方面重庆赶不上宝鸡。后来，他们根据图纸和其他资料建成了李国伟公馆，甚至连当地人编的影视片也被命名为《向西！向西！》。
屈指算来，从1987年萌生写书的想法至今，已过去了35年。做了一件大事，冯驱也是得其所哉。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毅力，原因是热爱。
冯驱当过两个企业的领导，宝鸡叉车厂和宝鸡标准件厂都是搬迁企业，他在那里对企业内迁感同身受，常想：现在都有这么多困难，申新前辈们冒着炮火搬家、生产，肯定是难上加难。他们背井离乡，不正是为了民族大义吗？前几年征集史料时，解放前曾护过厂的孔庆芝、倪丁文等人现在已经90多岁了，依然深情地说：“工厂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护谁护？”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申新人才会一代又一代地爱厂、护厂、发展厂。孔庆芝、倪丁文如此，冯驱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