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兵器库曾在这里
　　戢，为古兵器之一，又有聚集藏纳之意。《诗经·周颂》里有“载戢干戈，载櫜弓矢”的诗句，意思就是要把刀枪弓箭这些东西都收起来，我们再也不打仗了。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一直认为他们的村庄曾经是周武王的兵器库。在村庄的传说里，武王伐纣班师回到周原，所有的兵器都在这里集中封存，从此天下进入了长久的和平时期。虽然史籍上找不到相应的记载，但这个代代相传的故事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当时，作为商的诸侯国的周，除了相当于现在卫戍部队的部分专业部队之外，大部分兵源来自于平民。这些生活在周原的平民，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而他们是没有资格拥有兵器的。一旦响应诸侯的征集出战，诸侯就会把作为战备物资的兵器分发给他们，战后还要全部归还。所以，作为西方大诸侯的周，必须有一个生产、储存武器的地方，戢武与周王室之都之间相距5公里，恰恰可以满足应对突发战争时，快速集结的要求。戢武这个村名，实际上也证实了这里曾作为周武器库的可能。
　　在村里的文化广场上可以看到，冷兵器雕塑、姜子牙雕像、西周战车彩绘、猎猎招展的“周”字大旗……无不彰显这个村庄古时的特殊“身份”。特别是广场正后方一面彩绘文化墙上，绘有西周战车，四匹健壮的马儿一字排开，拉着一辆华美战车，旁边附有《诗经·小雅·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为了让村民和游客看懂，制作者还细心地翻译了这首诗歌，描绘了西周人作战的场景。另外，广场旁还修建了村文化馆，里面有一些文字介绍，如《周公始祖暨周王朝世系简图》《商周青铜冷兵器》等，详细介绍了周人，以及西周时期的军事力量。村民们一边在广场上锻炼，一边观看雕塑和知识介绍，便会对他们的村庄多几分了解。原来，他们的村庄在西周时期就有如此显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传达着息战、和平、美好的文化信息。
　　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在西戢村南东组的一户人家，记者看到这家门口悬挂着“光荣烈属”蓝牌。村民说，这是73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慷慨就义的党员烈士周可任的老家。
　　周可任的胞弟周可兴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时间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热血青年周可任在上学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西北民青”，后来因成绩优异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不忘投身到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在中共汴郑地下工委领导下，他秘密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研究小组。周可任在河南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遭到通缉，他连夜跑回岐山老家躲避。
　　这段时间，他在村里继续宣传革命与进步思想。还没在家里待多久，国民党已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周可任被迫匆匆离家。周可兴说，谁也没想到大哥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1947年9月3日，周可任在开封加入中共地下党，被派往唐河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化名周重远。在离开开封之前，他连夜写了十几封家书，交给开封的战友，并嘱咐他们按年份分次邮寄家中。一直到1962年，周家接到了周可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才知道原来在1948年底，周可任就牺牲了。
　　随后在组织的调查中得知，1947年底周可任参加刘邓大军，任中原野战军十纵二十八旅协理员兼宣传队长。淮海战役打响后的1948年12月9日，部队连夜转移。周可任因受伤没办法和大部队一起走，就留在一户村民家中。当天晚上，国民党军队并没有进入村庄。第二天早上，周可任带着行李追赶宣传队，刚出村不久就遇到国民党的队伍，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软硬兼施，周可任宁死不屈，最终他被敌人活埋，时年23岁。
　　兰州大学离休教授赵俪生曾是周可任的老师，1939年到1941年冬，赵俪生在陕西乾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员，他作为周可任的班主任，与之关系密切。2003年，赵俪生写了一段回忆资料：“1949年春天，我正在济南工作，接到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寄给我一封信，通知我的学生周可任同志在河南泌阳县被白崇禧部匪军杀害。”
　　两枚勋章背后的故事
　　周可兴说，除了自己的哥哥，父亲也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说起自己的父亲，他一下陷入了沉思中。1985年春末的一个傍晚，周可兴的父亲周生棠因年迈，身体每况愈下。周可兴从市里返回家中看望父亲时，父亲便拉着他的手，说要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只见父亲奋力起身，艰难地挪到屋里柜子前，在里面翻出一个手帕包，一层一层打开之后，是两枚勋章，一枚上有“人民功臣”，另一枚上有“解放西北纪念章”，落款都是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后面则是“1950”。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父亲手中的勋章，父亲拉过他的手，给他讲起了之前的事情。
　　1946年4月27日，西北人民解放军由于粮草短缺，加之当地又正值灾荒，父亲拿出了家里剩余的小麦一石六斗、黄豆五斗、大麦七斗，还有其他杂粮一堆，共计八百多斤，全部捐给了部队。捐了所有粮食，可离夏收还有不少日子，父亲只能带着家人到地里挖野菜，上午菜汤，下午就用野菜和借来的谷物和在一起充饥。
　　听到父亲说起这些，周可兴想起小时候，这样的事情在家里时有发生，母亲还经常和村里的妇女缝制棉衣、做鞋子，将这些送给部队。
　　说到最后，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他继续说道：“我为党为革命事业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组织上给我的褒奖，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们，就是想等你们都长大了，希望你们把这份荣誉当作鞭策，时刻提醒自己不断前进！”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周可兴说：“只记得小时候家里后院有一栋3层高的土楼子。本来是防土匪的，后来成了西府联络站的标志，家里常常会来解放军和游击队员。”那一年，岐山县地下党的一次代表会在家里秘密召开，天刚黑时，家里接二连三走进来经过乔装的人，有的打扮成乡村卖货郎模样，有的背着背篓拿着镰刀扮成农夫。会议整整开了一夜，天明时分结束。那时候他还小，也不知道这些人为啥在家里进进出出，只觉得热闹。
　　当时，村里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西庄有个楼子，三面都靠山。”这就是地下党的活动地点。周可兴说，村民口中说的“楼子家”，就是他们家，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家里盖了新楼，才把楼子拆了。
　　也是在后来，他在翻阅资料后才知道，父亲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岐山地下党曾在家里召开过县党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