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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行俭被遗忘的唐代著名书法家
岐山太平塔街区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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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行俭被遗忘的唐代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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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唐书》《新唐书》时我们发现,裴行俭不但是唐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与唐代的书法大家褚遂良、虞世南不相上下。然而,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国书法史上,裴行俭还是一位书法家呢?也未见他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
裴行俭(619-682年),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隋朝礼部尚书裴仁基之子。他出身于“河东裴氏”,于唐太宗时参加明经科科举考试而中选,并得到著名军事家苏定方教授用兵奇术,曾任左屯卫仓曹参军、西州都督府长史、安西都护等职;后还朝任吏部侍郎,掌选事十余年,多有创新,影响深远。
从裴行俭一生的经历来说,他更多的贡献是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多年在西域驻防,建功边疆,使他成为一代军事名将。这也是《旧唐书》《新唐书》对他着墨最多的地方。
然而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却专门有对裴行俭艺术方面的记载:
“行俭工草隶,名家。帝尝以绢素诏写《文选》,览之,秘爱其法,赍物良厚。行俭每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所撰《选谱》《草字杂体》数万言。”
后晋赵莹主持编修的《旧唐书》中对裴行俭的记载基本一致,只在文字上略有不同:
“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
从记载来看,(一)裴行俭在书法上长于草隶,而且是书法名家。(二)唐高宗李治喜爱他的书法,让他用百卷绢帛草书书写《昭明文选》,御览之后认为写得好,赏赐他绢帛五百段。(三)裴行俭对自己的书法自视甚高,认为在不择笔墨的情况下,他比褚遂良写得好,与虞世南不相上下。(四)裴行俭写过《选谱》和《草字杂体》两部书法著作,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综合《旧唐书》《新唐书》《宣和书谱》等书的记载,裴行俭幼年时因门荫即凭借父祖辈所任官职而进入弘文馆学习。根据《唐六典》记载:“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贞观元年,裴行俭8岁。他是否在此年入馆学书不得而知,但从记载来看,入弘文馆学书条件极好。“其法书内出”就是馆内的学生可以把内府所藏的法书范本作为临摹的对象。在古代能够见到名家墨迹珍品那是十分难得的,而像裴行俭这样的高官后代可以凭借门荫入弘文馆学书法,并且能够尽情饱览内府所藏墨宝真迹,这必然对他们的书法长进有巨大的好处。
唐初内府所藏法书都有哪些呢?根据《法书要录》记载来看,贞观年间内府收藏主要是以二王法书为主,特别是王羲之的法书,备受重视。据徐浩《古迹记》:“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韦述《叙书录》:“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经过李世民采取各种手段搜求,“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可见李世民不但广求王羲之等古代墨迹,而且进行了整理,还令褚遂良用楷书写小字贴在草字旁,以便识别。
唐初内府既然收藏了那么多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古代法帖,自然为入府学习的贵族子弟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学习、观赏古迹的机会。可以说,裴行俭幼年于弘文馆学书就是以馆藏王羲之等为基础的,他的书法起点源于二王。
同时,弘文馆内还专门请唐初的书法大家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虞世南、欧阳询两位多体兼善,尤以楷书见长,唐楷法度森严,这对裴行俭的书法学习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墨迹虽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从他的学书经历大概可以推断他的草书风格应该与王羲之比较接近,而与其后的张旭、怀素应该有较大的距离。
裴行俭的书法艺术不但得到唐高宗李治的激赏,而且得到在他之后四五十年的书画理论家张怀瓘的大力肯定。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裴行俭,河东人,官至兵(吏)部尚书。工草书,行及章草并入能。有若搢绅之士,其貌伟然,华衮金章,从容省闼。”寥寥数语就将他仪容姿态刻画出来并对他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张怀瓘的《书断》把自古以来善书者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裴行俭的行书、章草和草书均被归入能品,并特别强调了他“工草书”。其中列入神品的草书家仅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三人。列入妙品的草书家有二十二人,唐代仅虞世南、欧阳询两人。列入能品的草书家有二十五人,裴行俭与陆柬之、孙过庭、王知敬、卢藏用、高正臣六人并列入能品。《书断》后被张彦远全文收入《法书要录》之中,从中可见裴行俭是唐初书法佼佼者。
裴行俭在唐初书坛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首先在于他是一位能入能品的书法大家,还在于他任职吏部时以书选人用人,使许多善书者进入唐代政治圈子。唐代选拔、考察官员的基本标准是身言书判。《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礼部尚书”条“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谓身言书判,其优长者,有可取焉。”何谓身言书判?《新唐书·选举志下》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第三条就是要求书法有力度筋骨,字形美观。裴行俭在吏部任职多年,当然也以此标准选拔官员,书法自然是少不了的。而他选拔的官员之中,不乏善书之人。例如钟绍京就是典型的例子。
钟绍京是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十世孙,工书法,号“小钟”。唐高宗时,钟绍京在京城任司农录事。武则天时期,由于裴行俭的举荐,《旧唐书》《新唐书》称其“以工书直凤阁”。武则天时期把原中书省改成“凤阁”。由于裴行俭的举荐,钟绍京因为善书法而到凤阁当值。武则天也非常喜欢钟绍京的字,她主政时期,凡明堂门额、宫殿门榜、九鼎铭文都要钟绍京来写。
这样一位唐代一流的书法家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们遗忘了。宋代《宣和书谱》记载,宣和年间,宋代御府收藏的裴行俭书法也仅有一件《千字文》。究其原因,古人认为书法乃小道,政治军事等才是正道。裴行俭历史上以军事家、政治家的面目广为人知,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就被人们忽略了。《宣和书谱》曰:“然书帖罕传,盖行俭以用兵有功唐室,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禽夷,自是以功掩其它能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元代赵孟頫《书论》作品一件,是赵孟頫对裴行俭书法的评价,但与史书记载无多大差别,可见,元代赵孟頫也没有见过裴行俭的书法真迹,但注意到他长于草书。在《书论》的最后提到“又为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四十六诀,武后使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复传”。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作品中也许涉及当时的军事秘密,而被武则天秘藏而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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