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艳
生命中总有那么几次高光时刻,让你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历经数月采访创作、层层审批的心血之作,庆祝建党百年重点出版物、全景式反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纪实文学作品——《决战江城》终于在“七一”前出版了。
从第一部长篇《非常禁区》到今年这部25万字的《决战江城》出版发行,从小众文艺“之美”的描摹到大气磅礴“之战”的泼墨,细数这些年来断断续续记录的文字、发表的作品,不仅仅是13年的时间跨度,更是创作心路上犹疑、守望、坚定和突围的曲折式前进过程。每行文字都蕴含着对生命的思考、对未来的期许,每段感怀都宣抒着对人生的理解、对思想维度的探索。
领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采写创作任务,再次给了我深入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
2020年2月初,接到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通知时,我早就做好了去往抗疫一线的准备。就像这场抗疫斗争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在彼此寻找对方。
虽然打好了行装,脑子里也开始计划和构思创作的主题、主线和结构,可去武汉的时间一直没有定下来。2天、3天、4天……一边心急如焚地等待,一边在想,工作是不能等的,尤其对采访写作来说,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它带给你最直观的感受,否则感觉和机会稍纵即逝。任务已经领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等和靠都不是办法,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着目标向着山头挺进了。
每次遇到难题时,我的脑子里都会涌现出无数的励志箴言,像看电影时的弹幕一样飘了出来,看来平时的“鸡汤”灌下来还是有用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人生难得几回搏”“人在事儿上练,刀在石上磨”……一时间,这样的话会咕嘟咕嘟地全都冒了出来,成为我遭遇困境时一贯的条件反射。
思考再三,我迅速理出思路,马上与各个任务点位上的采访对象一一联络对接,排好时间,列好计划,迅速开始了不分昼夜的采访创作。为了能够第一时间真实地记录下队员们的工作情况和抗疫感受,我制定了和他们同步作息的时间表。根据前方提供的人员名单,对指挥员、战斗员、专家、医生、护士、政工干部、后勤保障人员进行分类,把握好时间进度和采访节奏,在创作中努力把各个阶段和各类人员的特点都表现出来。
我最先确定的采访对象是身边熟悉的老专家邓传福,他曾是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当年为抗击非典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邓传福再次前往武汉指导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从采访邓传福老领导入手,我找到了他身上打动人心的点和线,顺着这个脉络,接着用具体事例和真情实感来拓展这个面,直接回应当下关切。之后是火神山医院院长张思兵、中部战区总医院专家江晓静和邬明,以及前方专家组专家刘又宁、宋青等。1个、5个、10个、30个……一个个人物写下来,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连续三个月里,整个采访和写作在有计划、有思路、有想法和决不能断线拖沓中紧张地推进着。虽然我和前方队员们建立了各种联系,但我还是希望通过采访尽量一次就能形成初稿,不要干扰他们太多精力,毕竟前方是在打仗,时间宝贵,这不仅是对医疗队员的尊重,也是创作者专业素养的体现。
采访、连线、写稿、修改、补充采访、审稿、发表……特殊时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好在各级机关都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在程序完备的情况下尽量缩短时间,让它们尽早和读者见面。
通过抗疫题材的纪实写作,我不断透视事件中的偶然和必然,也如获至宝般发现着其中最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这让人情绪激动,彻夜难眠。甚至有时候,两三天里就只睡两三个小时。
随着队员们的讲述,我脑子里会想象那些场景,以及医患之间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他们的故事如何开始,又在怎样延续。
记得采访前方专家组组长刘又宁教授时,灵感就是从一篇公众号的短文中捕捉到的。我先是通过同事联系到了刘教授的夫人王睿主任,然后又根据她的讲述去搜集刘教授的背景资料,感觉功课做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设计对刘教授的采访提纲。那天晚上,快11点了,刘教授在给前方医疗队讲完课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连线。好在自己有一定的医学背景,所以能想到的问题基本都问到了点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写稿,傍晚就把七千字的文稿发给了刘教授。又是晚上11点,刘教授回复了信息,提出两三点修改意见后,稿子很快就报审了。采写刘又宁教授的纪实文学在《解放军报》和新华网发表后,刘教授还专门打电话来说:“我接触过一些媒体记者和作家,你的效率很高,人很敬业,文字也很好,给你点赞!这和我们做医生是一样的,专业的事情还得专门的人来做,谢谢你!”
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的辛苦劳累相比前方指战员“为武汉拼命”的劲头和精神,真的都不算什么了。任务也变成了责任和压力。我数次给自己打气:要对得起上级赋予你来主笔完成这部作品的信任,不是要把抗疫写出来,而是要写好、写得真实,对得起他们,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些不间断的视频、微信、电话访谈形成的采访记录、采访录音,还有初稿形成后,需要补充采访和反复修改的数个文档,见证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通过十个月时间的集中创作,我慢慢体悟到钟南山院士2007年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非常禁区》作序时说到的那段话、饱含的深意。
“文学创作与搞学术研究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要产生出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思想成果来……非典并没有渐行渐远,一个轻易忘记过去的民族,一定不会具有美好的未来。相反,它去得越久,留给人们的思考就应该越多。”
我个人的体会是一部作品既好看又好读,还能正确引导人们打开思路,校正观念,才是它该有的价值。虽然我做得远远不够,但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始终保持这份虔诚。
记得采访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时,他讲道:“创作要像搭房子,你要像设计师一样有结构的概念,没有哪个创作是一次性完成的,它还需要二次结构,甚至三次”,并说“我希望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既不同于古代的英雄,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思想,还有知识准备,而不是脑子一热,上去就干的那种匹夫之勇。从很大程度上讲,英雄人物是军事文学作品里的核心关键。”这些观点都对我的这次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是战时政治工作,这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和后来参与的一些重大任务时,都派上过很大用场。这次《决战江城》的创作,可以说又是一次对战时政治工作理论的理解运用。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常在思考,文学和艺术究竟该以怎样的形式才能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做到以文化人,入脑入心入魂。
曾经很希望成为大家喜欢的作家,直到现在,我更加明白,作家有原创性的成果不容易,名衔后面需要体力、需要悟性、需要责任,更需要家国情怀。而作品也不是以数量来取胜的,就像医学科研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样,靠的是它撼动人心的力量。作家若没有心怀天下的悲悯,或者只是久久在黑暗的漩涡里打转,痛诉不公和无休止的抱怨,就会让写作变成一件可怕甚至罪恶的事情。
去年一整年,与疫情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停下来。虽然《决战江城》不足以反映整个抗疫行动的全貌,但能够以笔为矛,用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贡献,是我感到既欣慰又自豪的事情。
感谢所有给予《决战江城》关心支持的人,尤其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受访者和提供图片的“大咖”,你们是我同风共雨的战友,我会用作品来表达彼此之间的情谊,写下庚子年春天里发生的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