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人与秦文化的源流，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东来说，二是西来说，三是北来说。根据陇西特别是天水地区秦人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黄留珠提出的“秦文化‘源于东兴于西’”的观点，认为秦人的原始发祥地在东方，秦文化的形成或者复兴于西方。这一观点一是揭开了秦人在中潏以前活动于东方大地的秘密，二是接近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融合的历史真实。本研究即认可和采用这种观点。
　　秦人的起源与建立西周王朝的姬姓部族一样古老，所不同的是周人世世代代居住于黄土高原，而秦人最早的故乡在遥远的东方大地。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秦人是远古东夷族的一支，生活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地区。在夏商时代，秦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秦在夏商为诸侯，至周为附庸”。
　　大约在商汤灭夏、殷商末期和周公东征时期，秦人有过三次相应的西迁，来到了今天的陇西当时称为“西陲”的地区，其中殷商末期的秦人西迁历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中潏，在西戎，保西陲。”中潏西迁的原因和与关中周族的关系，历史上没有明确交代，但甘肃毛家坪、董家坪两处西周早期的秦文化遗存表明，秦人早在殷商晚期就开始在这里居住生活。由于殷商时期秦人与商王朝部族都来自东夷，同尊“玄鸟”为图腾，血缘关系较近，秦人的首领费昌又作为商汤御手参加了灭夏的鸣条决战，因此在殷商时期秦人的社会地位远比关中的周族崇高，一直是钟鸣鼎食的贵族。但在商王朝末期，由于武王伐纣，秦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其首领恶来、蜚廉因为助纣为虐，一被车裂而死，一伤心而死。秦人当然不愿意失去过去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在西周初年追随纣王的后代在东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周公率领大军平息了这次叛乱，嬴姓秦人全部沦为西周王室的种族奴隶，并被强制离开世代生活的东方大地，迁徙到遥远荒凉的黄土高原西部，在今天甘肃的天水地区定居下来，并与殷商末期迁徙到这里的中潏族人会合。学术界认为，以周公东征后的这次西迁为标志，秦文化正式在陇西地区生根、开花和结果，产生了更高级的文化。
　　从200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以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为线索，在周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先后发现了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址达到38处之多，如西山遗址、六八图遗址、赵坪遗址、雷神庙遗址等。特别是在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秦公陵附近，发现了大型的秦公编钟和大型遗址，包括建筑基址、祭祀坑、车马坑等，出土了钮钟、石磬、铜虎等大量国宝级的文物。这些考古勘察和发掘表明，陇西是秦文化的兴起或者复兴之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秦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但总体而言，陇西时期的秦文化尚处于游牧民族阶段的水平，所以秦人以养马和赶车技术见长，并被东方地区视同“戎狄”。秦人长期与周围戎狄部落杂居相处，相互通婚（如骊山之女与秦人首领戎胥轩联姻），实际上也大量吸收和融合了戎狄文化。西周和春秋早期秦人墓葬出土的铲形袋足鬲、茧形壶、鍪、蒜头壶及战国时期出现的洞室墓等秦文化特征，据考古专家论证，都是秦人吸收和消化西戎文化的结果。秦人葬制中的屈肢葬、西首墓等，也与西戎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
　　但戎狄文化与中原先进文化相比，毕竟是一种落后得多的文化，秦人如果完全被戎狄文化所同化，那么距离中原的先进文明就会渐行渐远。所以秦人在陇西一方面向戎狄文化靠拢，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与周王室的联系，积极吸收先进的周文化。《史记·秦本纪》记载，殷商末期迁居陇西的中潏，就“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而秦人首领充分利用自己为周王室养马赶车的职业和特长，与周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如“孟增幸于周成王”；造父为周穆王驾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非子先在犬丘，后在“汧渭之会”，专为周孝王养马，获得了周孝王的赞誉。根据考古发掘，毛家坪秦墓陶器除质地和排列组合稍有不同外，其他方面与周文化陶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春秋早期的秦文化青铜礼器的组合、形态、制作工艺、花纹、铭文行文格式等，基本上与西周的青铜文化毫无二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向吸收戎狄文化和周文化的秦人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实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周西部边境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部族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态度也由过去的敌视、奴役开始转变为笼络和利用，以驱狼斗虎，让秦人与对周王室统治威胁最大的“戎狄”部族展开斗争，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周宣王统治时期，封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让他率领族人讨伐西戎。秦仲迫于王命，同时也是为了秦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先后两次发兵攻打西戎，结果都因众寡不敌而惨败，连秦仲本人也战死沙场。秦仲的儿子庄公继位后，即率领五个兄弟三个儿子统兵七千大举讨伐西戎，占据了犬丘。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
　　关于犬丘的地望，根据学者考证，就在今天甘肃的礼县境内，这是秦人来到陇西之后建立的第一座都邑。从此秦人以犬丘为中心，以陇西为根据地，开始向关中进军，也开始了周秦文化对接与互动的过程。
　　（作者系陕西省委党校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