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改革的焦点自然落在了如何解决中国人吃饭这件头等大事上，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党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迅速推广。从此，家庭联产承包开启了农村改革大幕。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多年的吃饭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大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人们可以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这就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85年，党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而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
　　至1987年，全国已有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农村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乡镇工业企业，也涌现出一大批生产和经营专业户。全国亿万农民以辛勤劳动，收获着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相关统计显示，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从1459亿元增加到530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6.2%;同时，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至545元，涨幅超3倍。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仅有承包制显然是不够的，在计划经济之外，中国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创办经济特区。从此，中国的改革大潮掀开波澜壮阔的一页。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的一次伟大创造，那么，创办经济特区就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早在1979年4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中央对此的态度是：支持。
　　那时，关于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如何命名，有很多建议，直到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自从1980年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以来，短短几年间，来自四面八方的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将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初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时，如此充分地肯定特区建设的成就。此次的南方之行和对经济特区的肯定，使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机遇。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集中缩影，向世界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窗口。在人们好奇的目光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无疑是助力特区腾飞最关键的内在因素。
　　1984年至1985年，党中央加快改革步伐，不仅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还批准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由此，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1988年4月，我国第五个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设立，成为我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