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麻雪
初夏,在凤县工合旧址前的广场上,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在悠闲地晒着太阳。得知他们都是双石铺镇双石铺村的村民,记者便与他们攀谈起来。问他们是否了解发生在这里的“工合”故事,老人们说知道或者听村里更年长的人说起过,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这里有几个外国人出来进去地忙,听说有新西兰人、有英国人”。
老人们的记忆总会记住最为深刻的部分。没错,从他们的记忆中,记者体会到的是两个关键词“忙”和“外国人”。
所谓“新西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就是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路易·艾黎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乔治·何克是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1939年3月至1945年1月,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在凤县双石铺柏家坪山下的窑洞中居住、战斗了6年,成立了“工合”双石铺事务所,创办了双石铺培黎学校。
如今,凤县双石铺有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的旧居,有工合旧址,有一段段“努力干、一起干”的故事,故事里有工合领导者、生产者们忙忙碌碌的身影。
走进他们的旧居,走进凤县工合旧址,探寻“工合”故事、“工合”精神,感受民族抗战的历史——
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希望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说到“工合”,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8年8月5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他们将失业工人等组织起来,建立工业合作社,寓救济于生产,保障军需和民用,支援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群众进行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经济自救运动。
在凤县工合旧址的一块展板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中国工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一支重要的统战力量。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路易·艾黎,早在1934年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结下深厚友谊。”
翻开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西北工合运动史》一书,时间的指针仿佛被拨着倒转回去,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935年,为了与在长征路上的红军保持通信联络,艾黎在自己家为上海地下党建立过秘密电台;1935年,艾黎结识了共产党人刘鼎,并结下了深厚友谊;1936年,艾黎受刘鼎委托,冒着生命危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一笔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为党在西安顺利开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工合在筹备期间,就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非常支持工合的设想,多次鼓励艾黎坚持干下去。1938年,周恩来委派董必武、邓颖超、林伯渠等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
1938年,毛泽东通过斯诺的来信了解工合运动的情况后,便开始注意这个新生事物,考虑在边区成立工合组织。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议不仅采纳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有关章程,还决定在延安建立一个工业合作指导站,并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1939年2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王炳南的安排下,路易·艾黎利用对西北工合进行考察的机会,随同一支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工合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提出了意见并鼓励艾黎一定要坚持下去。
抗战期间,周恩来经常往返于延安、重庆,多次乘汽车路过宝鸡,就住在凤县双石铺工合招待所,与艾黎促膝长谈。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工合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底,早期中共上海组织负责人、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的胡愈之领导促成了工合的第一个“促进委员会”——“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的建立。1937年,毛泽民在赴新疆之前来到宝鸡,后在西北工合下设的运输处工作,他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绘制了多幅抗日宣传画,做了大量宣传抗日的工作。1938年底,西北工合创始人卢广绵在重庆期间,董必武还多次约见卢广绵,商量在解放区建立工合事务所的问题。
林伯渠、叶挺也曾以书信方式肯定了工合事业,鼓励其坚持发展,发挥壮大民族工业、抵抗日本经济侵略的作用。
二
1938年8月,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宝鸡建立不久,就在凤县双石铺创办了工业合作社等企业以及学校和医院,进行生产自救。当时宝鸡被誉为“工合城”,双石铺被誉为“工合的天堂”。据1940年统计,宝鸡工合生产的产品,就有65%被运往抗日前线。
西北工合运动成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的经济运动。
那时轰轰烈烈的生产,被一位文学名家记录在他的文章里:“宝鸡,陕西省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战争使它崭露头角。人们称之为‘战时景气’的宠儿。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枢纽。宝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宝鸡城外,新的市区迅速地发展……”这位名家就是茅盾,他应周恩来电邀由延安驱车去重庆,途中路过宝鸡并在此滞留一个月,写下了《“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秦岭之夜》《拉拉车》等作品,生动逼真地描写了抗战时期宝鸡的繁荣和景气。
“幼童与老人,或一对中年夫妇,把流亡,把艰苦,变成自立的基础。”“新的路,新的铺户,新的气象是新的觉悟。”“听,车轮急转,人马喧呼,汽笛呜呜,马达突突!”……这是著名作家老舍目睹宝鸡、凤县双石铺的工合运动场景写下的句子,老舍看到了工合运动的热火景象,写下了如此激情澎湃的诗句。他有两篇诗作《双石铺——宝鸡》《宝鸡车站》,专门描写宝鸡工合运动,夸赞宝鸡工合人坚强、乐观。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合运动给我们留下一段光荣的历史,更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凤县工合旧址的展板上,记者注意到两份表格,一份是“西北工合中的党组织(部分)”,一份是“西北工合中的党员分布情况一览表(部分)”,在这两份名单中,都出现了一个人名“聂长林”。
据记载,聂长林是中共地下党员,早期跟随杨靖宇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沦陷后辗转来到宝鸡,在凤翔竞存小学担任训教主任,后又在宝鸡的工合小学担任教师。1940年,因躲避国民党迫害,聂长林不得不远走边区,家中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42年,经艾黎推荐,何克来到凤县双石铺,担任培黎工艺学校校长。何克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把聂长林的四个孩子带到身边照顾。记者在凤县工合旧址看到有一组塑像,展现的就是何克与四个孩子的生活场景。
如今在宝鸡这座曾经的“工合城”有不少致力于“工合”文化挖掘、研究的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爱好者等,也有不少专著或相关作品问世,如: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西北工合运动史》,市长乐塬片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编撰的《工合运动在西北》,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特聘的党史专家张占勤编撰的《宝鸡工合记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冯驱撰写的纪实文学《西迁!西迁!》等。
张占勤对记者谈道:宝鸡作为“工合城”,“工合”也成了宝鸡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和弘扬“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外人士来宝鸡参观、考察或探寻工合精神,通过工合这个桥梁和纽带,可以让宝鸡更好地沟通全国、沟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