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相
　　宝鸡作为新时代中西部发展的桥头堡，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宝鸡戏剧人如何运用戏曲这一文艺形式讲好宝鸡故事,如何进一步挖掘蕴藏在宝鸡这块热土上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彰显新时代宝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神奇魅力与人文优势，的确是摆在当下宝鸡戏剧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张秋里先生耗时两年多成型的新编历史剧《苏子初仕》，以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初仕凤翔期间的史实记载与民间逸闻趣事为依托，以陈希亮、王弗、宁府丞、冉知事、陈小婉、王闰之等几个非虚构或虚构的历史人物为陪衬，生动再现了青年苏轼有胆有识、情义兼具、血气方刚、一心为民的政治形象与生活形象。
　　全剧由“义写春帖”“王弗嗔夫”“府衙议事”“东湖清淤”“太白请雨”“亭中惜别”等六个场次构成。每一个场次都有非常明确的矛盾冲突，或温婉暖心，或怡情启智。每一个场次都十分具体地展现青年苏轼性格与情怀中的某个侧面，或荡气回肠，或脂语凝噎。每一次人物的对白或唱词都凝练准确、自然贴切，既契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又符合剧情推进的背景氛围，充分展示了剧作家的人情洞察力与卓越的人文识见。
　　全剧的六场戏，以初仕为官的苏轼为中心，以时任凤翔知府的陈希亮为副中心，围绕一明两暗三条叙事线索有序展开：一条是苏轼与家人，一条是苏轼与同僚，一条是苏轼与老百姓。苏轼与同僚是明线，是一条主线；苏轼与家人、老百姓，是暗线，也是两条辅线。
　　三条叙事线索疏密相间，明暗交错，多维互融，既把苏轼忠肝义胆、不忘初心的政治形象刻画得纲目并举、形神饱满，也把苏轼有国有家、勇于担当的生活形象塑造得立体丰盈、形神毕现；既把陈希亮藏而不露、圆滑世故的官场惯性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把陈希亮惜才爱才、暗中提携后辈的长者风范表现得让人信服。
　　这部新编历史剧《苏子初仕》值得言说的出彩之处有很多。比如伍大和柳二两个衙役的设置，他们插科打诨，看似与主要情节无关，却起到了串戏、调节气氛的作用；再比如第二场王弗和王闰之的唱词直接引用苏轼的名作《蝶恋花·春景》、第四场关于给苏轼造谣的童谣的插入、开头结尾处幕后合唱的同维呼应等等，都为这部戏剧厚重中平添了轻盈，理性中流淌着雅趣味，增色不少，使这部戏剧在戏以载道的同时，也闪耀着寓教于乐、教乐并张，寓俗于雅、雅俗共赏的光芒。
　　这部新编历史剧最值得言说之处，是最后逐渐趋于高潮的两幕：一是“太白请雨”中苏轼的“怒骂”，一是“亭中惜别”中苏轼的“三问”。如果这部新编历史剧没有青年苏轼的这“一骂三问”，那这部《苏子初仕》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将会大打折扣。
　　第五场“太白请雨”一幕中苏轼的“天骂”，指神骂官，指桑骂槐，既有思想性，也有艺术性，既骂出了青年苏轼初入官场到处被掣肘的愤懑，也骂出了青年苏轼一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既激浊扬清，也切中时弊，既诠释了青年苏轼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呼应了当下党和国家廉政勤政的时代主题，令观者振奋。苏轼与陈希亮这两个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这部戏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得到了充分的时代彰显。
　　如果说第五场中苏轼的“天骂”是苏轼个人的情感高潮，那么第六场“亭中惜别”中苏轼的“三问”与陈希亮的“三答”则是这部戏的主旨高潮。“三问三答”既藏又露，亦私亦公，半情半理，长友皆存；既厘清了青年苏轼在凤翔初入仕途的豁达与艰辛，也剖析了世情与官场的沉冗与复杂；既写出了苏轼对陈希亮的感佩与批评，也写出了当年的能吏廉吏陈知府的反省与自责。特别是陈希亮的自责反省，可以说是升华主题的神来之笔。陈知府也曾像苏轼一样意气风发、志存高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少了棱角、没了激情、丢了初心。作者将陈希亮的这种自悔心理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实可信，更凸显出这部戏契合时弊、观照当下的现实意义。
　　张秋里先生的新编历史剧《苏子初仕》，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是一部积极开掘宝鸡历史文化资源、多维呼应人文精神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也是当代宝鸡戏剧人唱响时代主旋律、主动投身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值得我们宝鸡广大戏曲创作爱好者品鉴。
　　（作者系宝鸡市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