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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岐山”不再是个传说
◎冯积岐
这个素材，在我心里装了二十多年。我说是素材，其实只有一句话。二十多年前，我就在《岐山县志》和《岐山文史资料》中读到：1912年正月十八，清兵统标王甲三率千余人夜袭岐山城，时值县知事李谦吉大婚，岐山县军民上千人遭杀害。这事发生在岐山的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之后。当时的岐山县城也只有三四千人，那么多人死于屠刀之下，使我震惊而惋惜。我好几次想把这一段历史作为小说来叙述，几次拿起笔又放下了。再一次触动我的是，我们冯姓家族中，一个叫冯拱辰的祖先。冯老先生所作的对联至今留在距离我家三里路的周公庙内。尽管冯老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晚清举人，可是，他没有进入历史叙述者的视野。我得到的有关这位祖先的叙述是口口相传的野史——1901年，冯拱辰被慈禧太后赐死，原因是在1900年关中大旱赈灾中，犯了受贿罪。刺激我的写作欲望的，还有冯老先生留在我们城堡中的一座空落落的四合院，可以说，在我们陵头堡子内，这座四合院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青砖砌墙，青砖满院，门窗和屋檐上都雕刻着花鸟。我从小时候起，就对这座院子有一种神秘感、探究感——村里人告诉我，这是冯老爷（冯拱辰）留下的。人呢？冯拱辰的后代呢？村里人谁也不知道冯拱辰后代的下落。他只是在老一辈人微弱的记忆中。冯拱辰是我们冯姓家族中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史脱离不了我们的民族史。于是，我将我的祖先的人生史与县知事李谦吉的人生史及我们的民族历史勾挂牵连在一起，阅读、审视。
历史是自己给自己叙述的，历史也是后世人叙述的。历史的叙述有多种可能性。历史小说不能当作历史读。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小说家，在历史叙述中，要尽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就像我们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实的真实一样；一个好的小说家，不能将伪现实呈现给读者，也不能将伪历史呈现给读者；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好的小说家，不是在复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文学真实和历史真实是两回事。我所说的接近历史真实，不是他人叙述的历史本身，而是作者虚构的历史。
在我的这部小说中，有一大部分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比如冯拱辰、李谦吉、麻振武、郭坚等，好多人物是我虚构的，比如冯拱明及其儿女们。不论哪一个人物，一旦到了我的笔下，已经和原有的历史人物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物是我塑造的，他们是一个又一个被我创造出来的新生人物，不是历史人物的复述。他们和正史、野史中的人物已经不是同一个了。因此，为了使人物形象丰满一些，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我采用了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肯定的方法，把情节进展的几种可能摆在读者面前。尽管作品中的一些情节戴着史实的面具，显得很真实，其实，都是虚构的，包括那些文史资料和相关的书籍，都是虚构的产物。如果哪个读者在《岐山县志》《岐山文史资料》《宝鸡史话》中去寻找小说中的情节，是找不到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史资料搬出来，不过是为了小说更“真实”一些，是制造真实的“谎言”。
我查阅了历史资料，在辛亥革命中，全国那么多县、市，只有岐山县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是在清帝已经退位之后。一旦革命不彻底，反动势力的反扑，是十分血腥的，岐山县城死去的一千多人，以血醒世。况且，不仅仅是革命不彻底造成的惨案，更是由于县知事李谦吉主观武断造成的。李谦吉的功与过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辛亥革命了，新朝代了，军政府了，岐山人不过是剪了辫子、放大了脚，可是，新军阀比旧军阀更残忍，麻振武祸害岐山的事情，我少年时就从老一辈人口中听说过，他们讲述时，仿佛依旧心有余悸。在辛亥革命过后那十几年间，大大小小的军阀给岐山人带来的灾难不比清廷少。从1911年到1927年，十多年间，岐山的县知事就换了四十几位，有一个县知事只干了一个月。在大小军阀割据的年代，老百姓始终没有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革命有其局限性。
我之所以用一支笔记录了发生在故乡的这一幕惨剧，不只是为了展示革命的残酷性，更是要告诉人们：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革命者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终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民国初年所谓的民主自由政府，依然不是个好政府，统治者依旧不顾老百姓死活，给老百姓、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只是灾难，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同时，读者通过了解我的故乡的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今的国富民强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幸福生活，一定要看到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是人民的福祉，一个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才是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保证。
《诗经》中的凤鸣岐山，是一幅美丽的图景，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也是一个动人的童话。当冯拱明在几千年后再次听见凤凰鸣叫的时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觉、一个向往而已。假如，凤凰1901年真的在岐山鸣叫了，1901年的“凤鸣岐山”似乎成为新朝代的预示，究竟预示什么，这只能从冯拱明及其儿女们的命运中去领悟了。当然，我能理解，庄稼人总是把善良的愿望寄托在朝代的更迭之中，寄托在“神鸟”的预示之中。然而，现实生活往往是很残酷的，是和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在当时“凤鸣岐山”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值得欣慰的是如今这个传说已经成为现实，因为我的故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变得更加美丽、更具魅力，“凤鸣岐山”不再只是一个传说。
这个素材，在我心里装了二十多年。我说是素材，其实只有一句话。二十多年前，我就在《岐山县志》和《岐山文史资料》中读到：1912年正月十八，清兵统标王甲三率千余人夜袭岐山城，时值县知事李谦吉大婚，岐山县军民上千人遭杀害。这事发生在岐山的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之后。当时的岐山县城也只有三四千人，那么多人死于屠刀之下，使我震惊而惋惜。我好几次想把这一段历史作为小说来叙述，几次拿起笔又放下了。再一次触动我的是，我们冯姓家族中，一个叫冯拱辰的祖先。冯老先生所作的对联至今留在距离我家三里路的周公庙内。尽管冯老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晚清举人，可是，他没有进入历史叙述者的视野。我得到的有关这位祖先的叙述是口口相传的野史——1901年，冯拱辰被慈禧太后赐死，原因是在1900年关中大旱赈灾中，犯了受贿罪。刺激我的写作欲望的，还有冯老先生留在我们城堡中的一座空落落的四合院，可以说，在我们陵头堡子内，这座四合院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青砖砌墙，青砖满院，门窗和屋檐上都雕刻着花鸟。我从小时候起，就对这座院子有一种神秘感、探究感——村里人告诉我，这是冯老爷（冯拱辰）留下的。人呢？冯拱辰的后代呢？村里人谁也不知道冯拱辰后代的下落。他只是在老一辈人微弱的记忆中。冯拱辰是我们冯姓家族中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史脱离不了我们的民族史。于是，我将我的祖先的人生史与县知事李谦吉的人生史及我们的民族历史勾挂牵连在一起，阅读、审视。
历史是自己给自己叙述的，历史也是后世人叙述的。历史的叙述有多种可能性。历史小说不能当作历史读。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小说家，在历史叙述中，要尽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就像我们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实的真实一样；一个好的小说家，不能将伪现实呈现给读者，也不能将伪历史呈现给读者；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好的小说家，不是在复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文学真实和历史真实是两回事。我所说的接近历史真实，不是他人叙述的历史本身，而是作者虚构的历史。
在我的这部小说中，有一大部分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比如冯拱辰、李谦吉、麻振武、郭坚等，好多人物是我虚构的，比如冯拱明及其儿女们。不论哪一个人物，一旦到了我的笔下，已经和原有的历史人物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物是我塑造的，他们是一个又一个被我创造出来的新生人物，不是历史人物的复述。他们和正史、野史中的人物已经不是同一个了。因此，为了使人物形象丰满一些，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我采用了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肯定的方法，把情节进展的几种可能摆在读者面前。尽管作品中的一些情节戴着史实的面具，显得很真实，其实，都是虚构的，包括那些文史资料和相关的书籍，都是虚构的产物。如果哪个读者在《岐山县志》《岐山文史资料》《宝鸡史话》中去寻找小说中的情节，是找不到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史资料搬出来，不过是为了小说更“真实”一些，是制造真实的“谎言”。
我查阅了历史资料，在辛亥革命中，全国那么多县、市，只有岐山县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是在清帝已经退位之后。一旦革命不彻底，反动势力的反扑，是十分血腥的，岐山县城死去的一千多人，以血醒世。况且，不仅仅是革命不彻底造成的惨案，更是由于县知事李谦吉主观武断造成的。李谦吉的功与过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辛亥革命了，新朝代了，军政府了，岐山人不过是剪了辫子、放大了脚，可是，新军阀比旧军阀更残忍，麻振武祸害岐山的事情，我少年时就从老一辈人口中听说过，他们讲述时，仿佛依旧心有余悸。在辛亥革命过后那十几年间，大大小小的军阀给岐山人带来的灾难不比清廷少。从1911年到1927年，十多年间，岐山的县知事就换了四十几位，有一个县知事只干了一个月。在大小军阀割据的年代，老百姓始终没有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革命有其局限性。
我之所以用一支笔记录了发生在故乡的这一幕惨剧，不只是为了展示革命的残酷性，更是要告诉人们：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革命者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终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民国初年所谓的民主自由政府，依然不是个好政府，统治者依旧不顾老百姓死活，给老百姓、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只是灾难，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同时，读者通过了解我的故乡的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今的国富民强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幸福生活，一定要看到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是人民的福祉，一个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才是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保证。
《诗经》中的凤鸣岐山，是一幅美丽的图景，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也是一个动人的童话。当冯拱明在几千年后再次听见凤凰鸣叫的时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觉、一个向往而已。假如，凤凰1901年真的在岐山鸣叫了，1901年的“凤鸣岐山”似乎成为新朝代的预示，究竟预示什么，这只能从冯拱明及其儿女们的命运中去领悟了。当然，我能理解，庄稼人总是把善良的愿望寄托在朝代的更迭之中，寄托在“神鸟”的预示之中。然而，现实生活往往是很残酷的，是和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在当时“凤鸣岐山”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值得欣慰的是如今这个传说已经成为现实，因为我的故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变得更加美丽、更具魅力，“凤鸣岐山”不再只是一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