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九九”两个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又因日与月皆逢九，便又称“重九”。九九归一，一元肇始，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的日子，于是就有重阳登高祈福、秋游赏菊、佩插茱萸、尊老敬老及饮宴求寿等活动。日久年深，重阳节成了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恋旧怀古，思念亲人，是文人们重阳节最突出的话题。特别是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者，能不“每逢佳节倍思亲”吗？可惜，“遍插茱萸少一人”！年仅十七岁的诗人王维漂泊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在重阳节时，想到自己独身在外，没有和亲人一起欢度佳节，所以亲人在插茱萸时发现少了一个人，这样，亲人们也一定会思念诗人的。把表面上看来好像单单是诗人思念故乡和亲人，就变成了亲人此时此刻也在思念诗人的双向情感交流。全诗出乎常情，曲折有致，显示了王维深厚、新警、独到之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仍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在重阳佳节，独守空房，内心的苦闷。
　　官场失意，人生迟暮，借重阳节抒怀宣泄，又是文人们的另一个话题。杜牧自恃才高，在晚唐还是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他并不消极，在重阳节时，“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把节日能使人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烦恼，让自己心情放松片刻，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这是一种化消极为积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更何况“与客携壶上翠微”中的“客”，是诗名早著的张祜。张祜在穆宗时，令狐楚赏识他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因受到元稹的排斥，未被见用，特地从丹阳赶来拜望杜牧，杜牧对他深表同情。同病相怜的境遇，使这首诗显得那样深沉，抑郁愁闷之情难以驱遣。但诗人的旷达，历来为世人所称道。
　　借重阳佳节抒写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是文人们关于重阳节的第三个话题。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安史之乱，长安失陷，岑参虽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便视长安为“故园”；之所以“强欲登高去”，是为了强调在战乱中清凄悲惨景况。“应傍战场开”，暗扣诗题中“行军”二字，为全诗提供了战乱的时代背景。诗人大胆的想象突破了单纯的赏花、惜花和思乡以及对人民的同情老调，寓巧于朴，余味深长。耐人咀嚼的叙述语言，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具有信手化尽前人血骨本领的纳兰容若，其词《采桑子·九日》在写了秋光秋色后，立即转为“不为登高，只觉销魂”。词中有诗的意境，“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是杜牧诗中意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王维诗中景象；纳兰将边塞秋景和旅人的秋思完美地结合起来，写尽了重阳节时天涯羁客的悲苦，精到利落。
　　重阳登高，寄情山水，品鉴、探寻人生况味和真谛，是诗人们的第四个话题。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诗人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颇有点屈子楚辞之风。作者以酒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于是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重创？而对于登高赏菊的人来说，重阳节欢乐的情绪意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采菊把玩。菊花作为一种生命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李白站在菊花的立场上，以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把自己的坎坷与不幸表现得含蓄、形象，淋漓尽致。被识家评为“字字亮，笔笔高”。杜甫七律代表作《九日蓝田崔氏庄》尾联两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诗人手持茱萸仔细端详：“茱萸呀茱萸，明年此际，还有几人佩戴着你再来聚会呢？”读来令人伤感。唐崔曙留给后人的仅一首《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作者融写景、怀古、抒情于一炉，从四季变换、朝代更替中悟出了人生真谛：自然规律，历史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功名利禄都是过眼烟云，还不如沿着陶渊明的道路，采菊东篱下，饮酒自娱呢！
　　重阳节起始于上古，成型于春秋战国，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以后。它与除夕、清明节、七月半并称中国传统四大祭祖日，历代文人墨客围绕它所创作的诗词曲赋，又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读来醇香满口，余味曲包；尤其对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传承至今，重阳节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添加了爱老、敬老等内涵，登高赏秋吟唱与感恩敬老，已成了重阳节日活动的两大主题，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