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旺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渭南市作协副主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200多万字,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陕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奖、陕西省剧本奖、杜鹏程文学奖等。 两年前,我送孩子到哈尔滨上大学。飞机从古城西安起飞,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天黑前降落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机场。尽管还不到阳历的九月,但后晌的哈尔滨已经有了拂面的凉意。进入城区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刚刚六点多一点,满眼都是华灯的光芒了。冰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当属街道上的汽车了——车速快得吓人。你要是站在街道边等候出租车,街道上呼啸而过的各种车子像微型高铁一样,都铆足了劲儿向前驶去。车体带来的风,肆无忌惮地掀扯着候车人的衣襟。也许是因为车速快的缘故,你在哈尔滨的街道上绝少看到横穿马路的行人。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就连哈尔滨的车子也夹带着东北人的豪爽气。还有一点与陕西关中道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哈尔滨凌晨五点钟的样子,天色也就大亮了。松花江我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初中的地理课本上领略过这条江的风貌。但让我没有想到,哈尔滨就坐落在松花江的右岸。还有从歌声里熟悉的太阳岛,就与哈尔滨一江之隔,遥相对望。像毗邻的亲戚一样,衣带相连,早已成了这座北国之城的一颗旅游明珠,每天都热情地拥抱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时维八月,哈尔滨的早晚已经有了明显的温差。可一旦到了晌午,头顶的日头能把像我一般的过客融化了。如此泾渭分明、炽烈的天气,的确与众不同。也就相隔四千里地,这里竟然与西北的城市有了截然不同的禀性。
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建设散发着浓郁的欧洲风格。尽管哈尔滨很年轻,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早期的重工业基地,眼下似乎有些许的失落,但曾经的辉煌,仍然让这座城市显得厚重而不乏活力。一江两岸的现代化建筑群,尤其是江北岸与悉尼歌剧院相似的哈尔滨大剧院,像一只出水的海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处于城市中心的索菲亚教堂,是典型的拜占庭风格的欧式建筑。周边独具一格的建筑群,更是给人一种身处异域的感觉。最早的极具欧洲风情的中央大街,商号林立,人头攒动,各种口音、各种肤色的游客流连忘返,俨然一个国际化的边城气象。
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安顿好一轩的住宿,学校的事务自然也没有了我们插手的机会。报到的第二天,新生就开始了既定的军训。我们只能在几个学生训练的场外逡巡,寻找孩子所在的方队。但一天下来,竟然连孩子的身影也没有寻到。反而最终还是从孩子同学的家长群里,才找到了一张一轩训练的照片。孩子军训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返程的机票定在两天后,看看学校无事可做,我第二天连旅馆的房门也懒得出,甚至婉言谢绝了妻子要到街道上走走的建议。百无聊赖之中,躺在床上信手翻阅床头的一本旅游手册,陡然间,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萧红。萧红故居在哈尔滨,这倒是一桩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在我记忆里,萧红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而已。我最早读到她的作品是一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一九八五年秋天,我还在山西定襄的一座营房服役,能在县城书店浩瀚的书籍里选购《生死场》,并非因了萧红,而是看到小说的封面印有鲁迅的半身像,以及“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一行大字。这个选辑是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编印的。版本选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当时由奴隶社出版,上海容光书局发行。因为小说是繁体字竖排铅印,字体模糊,加上我读的文学史对萧红的介绍简单,我只通读了鲁迅给《生死场》的序言和胡风的读后记。对《生死场》也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而已。
《生死场》以哈尔滨附近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描写东北农民深受地主剥削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惨遭遇,并反映了他们的逐渐觉醒。现在看来,八十多年前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很高的。在小说的序言中,鲁迅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微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触,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在他的《读后记》里对作者笔下的几个农民形象,以及所讲述的抗争故事,都放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萧红被后世誉为“中国30年代的文学洛神”。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发表时,萧红才24岁。从时间上看,十个月后,鲁迅因病去世。五年后,萧红在香港发表了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部小说最初在香港的《星岛日报》连载。小说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写的都是一些凡人小事,是一部颇具艺术感染力的散文体小说。两年后,31岁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因庸医误诊,不幸在香港病逝,一九五七年从香港浅水湾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就掀起了研究萧红的热潮。
萧红的故居,在哈尔滨江北的呼兰区。据出租车司机介绍,离市区大约三十公里的样子,需要个把小时。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区,从一座漂亮的极具现代风格的大桥驶过松花江,一直向北向东行驶。拥挤的街道,喧嚣的声响,就连宽阔而安静的松花江也一并消失在我的身后。公路的两旁,很少看见叶秆茂盛的庄稼地,多是平坦坦的原野。偶然有几栋独立的房屋,从身边掠过,迎面不时有拉货的卡车驶来。总之,出租车越向前方行驶,视野就越发辽阔。行人和车辆也越发稀少。车内尽管开着空调,我依然能感觉到来自天空的炙烤。人一旦走出汽车,便有一股风吹来。除开日头的暴晒,体内倒不觉得有多燥热。萧红故居就在呼兰城西南的入口处。与故居毗邻的是一个萧红故居纪念馆。
萧红故居前的广场东北角,有一个普通的墙门。院内,就是作家萧红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居。进门后,迎面是一座萧红全身汉白玉坐像。萧红面朝南方,端坐在一块石头上。右手不经意地撑着下巴,左手捏着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目光沉静地凝视着远方,仿佛在回味着书中的某个情节,抑或思考着自己莫测的未来。身后不远处,是一栋坐北向南的普通民居。当年萧红就出生在这座房屋里,并且在房后的花园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院内除了这五间瓦房外,其余的几间简易瓦房,都是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根据原貌修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有很浓郁的自传性,可以说是萧红对她的家庭,以及童年生活的全景回忆。那天,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我随着三三两两的访客,流连于院内散落在绿荫里的十几处生活遗址。每到一处,脑子里就想着小说里的某个情节。在西院的磨坊里,我仿佛听到了童年萧红的嬉笑声。在粉房里,萧红在小说里这样写道:“这粉房的人吃蘑菇,总是蘑菇和粉条配在一道,蘑菇炒粉……没有汤的叫做‘炒’,有汤的叫做‘煮’,汤少一点的叫做‘炖’。”在偌大的后花园,我沿着一条砖铺的花径,听着园子里稀落的虫鸣,想着年幼的萧红跟着祖父在树下玩耍的情景,心下不免生出一丝悲凉来。为了那个动荡的时代,也为那个从未谋面的同行。“以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如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这是萧红逃离家后,对曾经的那个封建家庭的怀想与惆怅。
走出萧红的生活场景,西边有一个一半建在地上、一半建在地下的萧红故居纪念馆。幽暗的灯光下,萧红故乡的人用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全面展示了萧红充满坎坷的一生,以及她的文学之路与创作成果。萧红一生都在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虽然漂泊异乡,历尽磨难,却始终怀着对自由与真爱的憧憬。纵观萧红的一生,我们似乎无法简单地用一个概念,去评判这个充满叛逆、追求新生的女子。其实,从六十年前把萧红的坟墓迁入广州银河公墓起,我们完全可以把萧红称之为一个人民的红色作家——银河公墓是安葬革命烈士的地方——萧红,在她短短的生命里,除了她的作品突出的反叛精神外,她接触最多的人也都是一些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左翼作家。譬如鲁迅、茅盾、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柳亚子、丁玲、曹靖华等等。即使后来流亡香港被病魔折磨的萧红,也是依靠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才住进了玛丽医院。正是这些人,点亮了萧红心中追求光明的篝火。一九四二年,萧红病逝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当时的《解放日报》发了消息。在延安的文艺社团联合举行了萧红追悼会。丁玲致了悼词,萧军报告了萧红的生平与著作。周立波、何其芳、艾青等人参加了追悼会。《文艺月报》刊发了纪念萧红的专号。萧红曾经说过:多年后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定是“我的绯闻”,而不是我的小说。一言成谶。多年来,更多的人,包括影视剧在内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萧红多舛的情感上,而鲜有阐释她小说价值的人。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悲剧。但值得欣慰的是萧红和她的文学成就,在她的故里业已成了一张文化旅游的靓丽名片——这大概是萧红生前没有料到的一件幸事。
拜谒完萧红故居和纪念馆,正是晌午饭时。我们在故居西侧的公路边,草草吃过午饭。等车的空隙,我询问饭店的服务员呼兰河在哪里?怎么走?服务员愣怔了一下,用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出门右拐,一里路就是呼兰河。我将信将疑地强调,就是萧红写的那个呼兰河。服务员大声回道:就是那个呼兰河。日挂中天,火辣辣的太阳,正在向大地喷射着火焰。公路上,一辆行驶的车辆也没有。黑色的柏油路面,升腾着氤氲的蒸汽。从饭店到河边,连一块树荫都没有。走到河边时,阵阵河风,夹裹着热气扑面而来。久违的呼兰河在呼兰城西北拐了一个弯,然后贴着呼兰城西侧缓缓地向南流入松花江。此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闪烁着鱼鳞一般的亮光的河的上游有船只在缓慢地行驶。脚下的河边停泊着一只精致的小木船,斜斜地空候着它的主人。宽阔的河水在流经我面前的时候,平展展的河面不时有小小的波浪在翻滚。站在高高的河堤上,看着辽阔的呼兰河,我突然有了想大声呼喊的欲望:呼兰河,我来了!
蓝天白云下,这条叫呼兰的河流是中国东北边陲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呼兰河畔,就是左翼作家萧红生命的摇篮。她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由于反抗包办婚姻,萧红20岁时就离家出走,成为家庭的叛逆。然而,对于家园与故土的那份复杂的记忆与怀恋,最终成就了作家萧红。
哗哗流淌的呼兰河啊,让我在这个秋天重新认识了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