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秦人，是继周人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民族。秦人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一个避居西陲小族发展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强大封建帝国，创造出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和精神。
　　一是进取精神。秦人原是一个东夷小族，因始祖伯益（翳）给舜调驯鸟兽而被舜帝赏识赐姓——嬴，后又佐禹治水有功而被禹看重，欲让位于他，但因拘押启而被启所杀。其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中原发展，一支在西部发展。在中原发展的，后因造父精于驾车而被周王赐以赵城，建立了赵国；在西部发展的畎夷，因为商扫除夏残余势力而进入邠岐之间，即渭河中上游，替商守护西土边陲（今关中一带）。后中潏归周，迁陇山以西，为周防守西北边陲（今天水礼县一带）。从伯益失国到非子取得“秦嬴”封号，经过了一千二百多年，因给周王养马而取其信任，居汧渭之间。其后裔庄公因讨伐西戎有功而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并将嬴成一支的领地犬丘亦赏赐给庄公。这时的秦人在西陲之地有了稳固的地盘。秦襄公即位后，以送周平王东徙而受封岐、丰之地，且封其为诸侯，开始与东方各国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秦文公即位，几乎穷尽一生征战西戎，收复了岐、丰之地，其地域扩展至关中中部地区。后经宪公、武公的不断征讨西戎和经营岐、丰，将关陇连成一片。德公即位，迁都于雍。在此先后立国近300年。秦穆公励精图治，其在位的39年中，多次争夺中原，虽则收获甚少（仅得河西八城），但秦人的顽强、进取、开拓精神可见一斑。随后仅用一年时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以后到秦孝公的十五位国君，秦国总的来说是积弱积贫，但其间也有秦哀公救楚、秦厉公开拓疆土、秦惠公夺取南郑等作为。秦献公即位，力主改革，重振秦国。首先迁都栎阳，采取战略进攻之势。秦孝公即位，重用商鞅，推行变法，经过多次征战，收复河西之地，打开了东进之门户。自此秦拥有了整个关中和陕北大部。其后，经过秦惠文王到秦王政百年的征战，终于统一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专制政权。从以上简述的秦人历史可以看出，秦人在其两千多年，尤其是后期五百多年的发展中，可以说始终处在征战、讨伐中。在其不断的征战、讨伐中，表现出秦人不屈不挠的拼搏、进取、开拓精神。正是这种拼搏、进取、开拓精神，才使秦人一步一步走向强大，最后夺取天下。秦人的这种进取精神，自古以来就得到肯定。孔子赞秦穆公“其志大”，贾谊说秦人“并心于进取”，司马迁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
　　二是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本，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有民族的创新，才有民族的发展和壮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秦人之所以后来居上，一统天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秦人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国家体制方面。武公在他当政的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第二年，又在杜（今长安）、郑（今户县）等地设立县治（《史记·秦本纪》）。秦人一改周人的分封制，而开始实行县制。这与东方诸国相比是比较早的。可以说这是秦人国家制度改革的开始，为以后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到了秦始皇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集权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的统一和土地的完整，避免了国家因分封而导致割据势力之间的相互攻伐和吞并。这种国家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2000余年。如谭嗣同所说：“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这是秦人在国家体制方面的重要创新。二是在国家官制方面。秦文公时初设左右史官，以记言记事；秦穆公时设置卜、祝，以管理宗教、祭祀；还设有卿、大夫、庶长等。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国家机构。三是在精神文化方面。秦人在吸收、整合姜炎文化、姬黄文化、周文化、戎狄文化等多种文化以及在继承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这种独有的文化主要表现在石鼓文、《诗经》中。四是在物质文化方面，秦人在战国时期有着先进的手工业，其中的冶炼技术特别发达，有其独到之处，如对兵器的铬化处理，即使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也是不蚀不锈，光耀夺目，锋利如新。这种技术在德国和美国，分别于1937年和1950年才正式被列为专利。在铁器、青铜器、陶器等制造业上，虽不是最发达，但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之一。可见，正是秦人这种创新精神，才是秦人迅速赶上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其他诸侯国，跻身于齐、晋、楚等强国之列。
　　三是尚贤精神。秦人的崛起、强大以至于一统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力于尚贤、重贤和用贤，即善于招揽人才、重用人才。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秦穆公、秦孝公等统治时期的尚贤之事。秦穆公执政期间，先后招揽和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秦孝公招揽和重用商鞅，秦惠文王招揽和重用张仪，秦始皇招揽和重用李斯、尉缭等。从这几个国君执政的时间看，可以说均为秦人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社会各方面都有较快的发展，国富民强，其原因是与善于招揽和重用人才分不开的。考察秦人的尚贤之策，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不论其身份贵贱。如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是一个被楚人俘虏的“亡国之臣”，以“五羖羊皮赎之”（《史记·秦本记第五》）。二是不论其地位高低。如蹇叔，其地位低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封其为上大夫。三是不论其族属。如被秦穆公委以重用的由余，他原为戎人。四是不论其国别。上面提到的人他们都不是秦人，有的来自魏国，有的来自楚国，有的来自宋国。五是不论其年龄大小。如秦穆公招揽和重用的蹇叔、百里奚，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六是用而不疑。尽管这些人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身份、地位和背景，但到了秦国都能被委以重任。这种用人思想也影响到秦始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分析的。总之，秦人的尊贤尚能和各种用人政策在秦崛起与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尚贤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是变革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战争不断，且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双方参战的兵力多。在这激烈的兼并、称霸、统一战争中，要求得生存，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进行积极的改革。相对于其他东方诸国，秦国的改革可以说是比较晚的，但变革的成效却比其他国家显著。战国初期，秦人逐渐加快了变革的步伐。秦简公在位时，实行“令吏初带剑”“令百姓初带剑”“初租禾”等措施。秦献公在位时，“止从死”“城栎阳”“为户籍相伍”“初行为市”和推广县制等，其变革的幅度更大。到了秦孝公即位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拼”。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局面，秦人不能再处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地位生存，在富国、强兵、霸王的心理驱使下，其变革思想更为强烈。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商鞅的思想与孝公思想相吻合，便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秦孝公采用了商鞅的变法思想：首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改变社会风俗。其目的就是建立高度统一的社会成员价值观，形成与富国强兵相适应的心理情感和行为模式，以此强化君主权威，促进君主专制统治。其次，在军事制度建设上，推行军国主义思想。其推行的主要制度：一是什伍、县制，建立军事化的行政组织；二是实行分户令，以分割宗族组织，增加兵员和赋税收入；三是鼓励农耕，为军事活动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推行尚功思想。实行斩首为功，以功授爵，使“功”变成可以精确计算的东西。
　　这种变革一直从孝公延续到秦始皇时期。正是秦人的这种变革精神，使其一步步走向强大，最后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
　　（作者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员、宝鸡市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