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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报信人
◎李瑾
加缪曾说：“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对诗歌的捕捉，是一个反思和觉醒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诗人需通过深入日常，挖掘出宏大的、无形的、在场的普遍性命运。中国新诗百年之际，仪式化活动成为一种惯性表达。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关注诗歌的历程、走向和得失，而忽视当代诗人的个体存在。殊不知，只有诗人才处于新诗写作的腹心地带，只有诗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挖掘者。毫无疑问，宝鸡籍诗人冯天林和他的《打开窗》，是诗人和诗歌对这个时代的一次元抵达和内撞击。
《打开窗》在名字上就提供了一个颇为纷纭的隐喻。我们不必纠葛于冯天林借助这个名目到底在表达什么，比如，在尘世的羁绊中让心灵亲近自然实现诗意的栖居，抑或让芜杂的世界进入想象力的居室得以实现诗性的提纯，这些都不重要。诗人的唯一现实和诗歌写作的唯一践履之处，只能是纸和笔，而词语的和诗歌的状况、命运天然纠葛在一起，这也类似于奥登所说的：“真实的人用诗说话。”那么，在“人借助语言见证其本质”时，冯天林做了些什么呢？这就需要研究他的文本，因为只有文本才是天然的证词。
冯天林的笔触起点很高，他似乎直接放弃了“草木鸟兽之名”的景观式抒情，放弃了“我寄愁心与明月”的内旋性表意——要知道，这正是新诗发展到今天的集体焦虑所在，通过解构古典、经典作品，试图打通横亘在各种文本之间的藩篱，进而建构起个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二元融合的诗意机制。在这本诗集中，冯天林几乎将古今中外“诸子”诸典用诗歌过滤了一遍，这样，他对诗歌的创作已不仅仅是当下的，也不囿于一种小哲思，而是将自己的视野和转瞬即逝的阅读置于一个更为深远而厚重的历史和知识背景下。也就是说，诗学和其他文本的相遇，激发而成了一种能和古今对话的艺术语言。
现在，对冯天林有意无意为之的追问意义不大。他是一个教师，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咀嚼和反刍是日常性事件。他必须反复深入这些作品的腠理，才能“喂养”那些求教的学子。正由于此，冯天林对文学和社会的认知恐怕非一般诗人能及。在这些散发着原创性、带有书卷气的作品面前，一般人都会禁不住思索何为“诗的技艺”，何为真实的、可信赖的写作，何为“有难度”的诗。毫无疑问，冯天林依托文本自行作出了稳妥、精致的回答。事实上，冯天林和他的诗歌都是相当低调的，当然，这一方面缘于他对热闹的诗坛保持天然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主要的，他是一个园丁，他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偏于内心一隅低吟浅唱。好在一个诗人的分量不是靠曝光率说话的，艺术的竞技台在长时段里来说也是公平的。正是相当长时间的诗性潜伏，让这部作品拥有了超越普遍的力量和“诗性正义”。
冯天林的尚古崇经远不是中国传统的乡愁之思，即没有把辞藻和文采建立在古典修辞和词汇之上，而是以现代语言和思维寻找汉语血性的、本源的生命。如“教头手中枪尖的血/………是诉状也是终审判词”（《重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人性的善恶无法躲闪》），“用水做的壳/会阻挡平庸的尘垢”（《重读〈屈原列传〉：和悲悯一起沉江底》），“一个人喝酒时不用说话/说话如在黑暗的时代写诗”（《刘伶的铁锹》）。在冯天林笔下，林冲、屈原、刘伶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形象，发生了时代性错位和痉挛，它们将一个现代诗人的即时性思索成功地嫁接到文明的嬗变和阵痛上。应该说，冯天林对时代和现实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否则，他不会对这些形象注释得这么彻底，又寄意得这么深刻。
在一百二十二首作品中，我看到了冯天林精神层面的踯躅。一方面，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葆有和蔼和耐心，以期建立平和的代际世界；另一方面，他是一群孩子的老师，他必须温文尔雅，将传道授业解惑作为自己超越衣米之忧的崇高职责；此外，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决定了他心怀忧虑和集体性诘问，具有“荷戟独彷徨”的精神气质。故而，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显现出爱深责切的冲突感。如“如果把上台阶的脚步声/听成有人敲门/是误会还是惊惧”（《台阶，如断流的小溪》），“幻想的列车驶进书架开辟的深涧/渺小的灵感插上翅膀/阳光落山/带上书房的门/世界开始心灰意冷”（《写在世界读书日》）。这些不是简单的小抒情、小愁绪，而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和这个时代产生摩擦时在内心深处的回响。他的作品不仅透示了汉语本身的高度和力量，灵魂的独特性和不朽性也彰显无疑。
说到这里，诗艺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在阅读冯天林作品时，我感觉这些作品是生涩的而不是平滑的。生涩和平滑的对立我以为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大问题。一个诗人一旦进入自己的创作成熟期，作品一定是油性平移的，看似技艺圆润，实则已疲惫，靠惯性支撑而不自知。冯天林的作品恰恰相反，在普通的词汇和平常的逻辑下，带有一种不易觉察的生涩感，这意味着他和这个时代发生交汇时，在文本上显示出了张力和摩擦力或者说是焦灼感、痛楚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生涩或者焦灼，将让冯天林在诗歌创作上越走越远，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报信人。
(李瑾：历史学博士。曾出版诗集《孤岛》《人间帖》，散文集《地衣》，评论集《纸别裁》等。)
加缪曾说：“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对诗歌的捕捉，是一个反思和觉醒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诗人需通过深入日常，挖掘出宏大的、无形的、在场的普遍性命运。中国新诗百年之际，仪式化活动成为一种惯性表达。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关注诗歌的历程、走向和得失，而忽视当代诗人的个体存在。殊不知，只有诗人才处于新诗写作的腹心地带，只有诗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挖掘者。毫无疑问，宝鸡籍诗人冯天林和他的《打开窗》，是诗人和诗歌对这个时代的一次元抵达和内撞击。
《打开窗》在名字上就提供了一个颇为纷纭的隐喻。我们不必纠葛于冯天林借助这个名目到底在表达什么，比如，在尘世的羁绊中让心灵亲近自然实现诗意的栖居，抑或让芜杂的世界进入想象力的居室得以实现诗性的提纯，这些都不重要。诗人的唯一现实和诗歌写作的唯一践履之处，只能是纸和笔，而词语的和诗歌的状况、命运天然纠葛在一起，这也类似于奥登所说的：“真实的人用诗说话。”那么，在“人借助语言见证其本质”时，冯天林做了些什么呢？这就需要研究他的文本，因为只有文本才是天然的证词。
冯天林的笔触起点很高，他似乎直接放弃了“草木鸟兽之名”的景观式抒情，放弃了“我寄愁心与明月”的内旋性表意——要知道，这正是新诗发展到今天的集体焦虑所在，通过解构古典、经典作品，试图打通横亘在各种文本之间的藩篱，进而建构起个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二元融合的诗意机制。在这本诗集中，冯天林几乎将古今中外“诸子”诸典用诗歌过滤了一遍，这样，他对诗歌的创作已不仅仅是当下的，也不囿于一种小哲思，而是将自己的视野和转瞬即逝的阅读置于一个更为深远而厚重的历史和知识背景下。也就是说，诗学和其他文本的相遇，激发而成了一种能和古今对话的艺术语言。
现在，对冯天林有意无意为之的追问意义不大。他是一个教师，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咀嚼和反刍是日常性事件。他必须反复深入这些作品的腠理，才能“喂养”那些求教的学子。正由于此，冯天林对文学和社会的认知恐怕非一般诗人能及。在这些散发着原创性、带有书卷气的作品面前，一般人都会禁不住思索何为“诗的技艺”，何为真实的、可信赖的写作，何为“有难度”的诗。毫无疑问，冯天林依托文本自行作出了稳妥、精致的回答。事实上，冯天林和他的诗歌都是相当低调的，当然，这一方面缘于他对热闹的诗坛保持天然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主要的，他是一个园丁，他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偏于内心一隅低吟浅唱。好在一个诗人的分量不是靠曝光率说话的，艺术的竞技台在长时段里来说也是公平的。正是相当长时间的诗性潜伏，让这部作品拥有了超越普遍的力量和“诗性正义”。
冯天林的尚古崇经远不是中国传统的乡愁之思，即没有把辞藻和文采建立在古典修辞和词汇之上，而是以现代语言和思维寻找汉语血性的、本源的生命。如“教头手中枪尖的血/………是诉状也是终审判词”（《重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人性的善恶无法躲闪》），“用水做的壳/会阻挡平庸的尘垢”（《重读〈屈原列传〉：和悲悯一起沉江底》），“一个人喝酒时不用说话/说话如在黑暗的时代写诗”（《刘伶的铁锹》）。在冯天林笔下，林冲、屈原、刘伶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形象，发生了时代性错位和痉挛，它们将一个现代诗人的即时性思索成功地嫁接到文明的嬗变和阵痛上。应该说，冯天林对时代和现实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否则，他不会对这些形象注释得这么彻底，又寄意得这么深刻。
在一百二十二首作品中，我看到了冯天林精神层面的踯躅。一方面，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葆有和蔼和耐心，以期建立平和的代际世界；另一方面，他是一群孩子的老师，他必须温文尔雅，将传道授业解惑作为自己超越衣米之忧的崇高职责；此外，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决定了他心怀忧虑和集体性诘问，具有“荷戟独彷徨”的精神气质。故而，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显现出爱深责切的冲突感。如“如果把上台阶的脚步声/听成有人敲门/是误会还是惊惧”（《台阶，如断流的小溪》），“幻想的列车驶进书架开辟的深涧/渺小的灵感插上翅膀/阳光落山/带上书房的门/世界开始心灰意冷”（《写在世界读书日》）。这些不是简单的小抒情、小愁绪，而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和这个时代产生摩擦时在内心深处的回响。他的作品不仅透示了汉语本身的高度和力量，灵魂的独特性和不朽性也彰显无疑。
说到这里，诗艺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在阅读冯天林作品时，我感觉这些作品是生涩的而不是平滑的。生涩和平滑的对立我以为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大问题。一个诗人一旦进入自己的创作成熟期，作品一定是油性平移的，看似技艺圆润，实则已疲惫，靠惯性支撑而不自知。冯天林的作品恰恰相反，在普通的词汇和平常的逻辑下，带有一种不易觉察的生涩感，这意味着他和这个时代发生交汇时，在文本上显示出了张力和摩擦力或者说是焦灼感、痛楚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生涩或者焦灼，将让冯天林在诗歌创作上越走越远，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报信人。
(李瑾：历史学博士。曾出版诗集《孤岛》《人间帖》，散文集《地衣》，评论集《纸别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