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地区发现的甲骨文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由于时代早,文献不足,后人无法从古代文献的记述中去了解其历史全貌。虽然诸子百家以及文人雅士对商周之际这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颇为关注并多有议论,但留下的只言片语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相反,少得可怜的点滴文字又歧说纷纭、舛驳甚多,更使后人一头雾水、真相难知。甲骨文的发现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了钥匙,使商周历史上的不少千年谜团得以破解。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因为龟的长寿,上古先民视其为灵物,称为“神龟”。龟即有灵,可以通人神之交,这大概是用龟甲做占卜工具的主要原因。考古所见,最早用兽骨进行占卜是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至四千年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龟骨占卜之风已很普遍。如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郾城郝家台、洛阳王湾、甘肃武山傅家门、陕西长安客省庄、河北磁县下潘汪、邯郸涧沟和龟台等早期文化遗存均有少量卜骨发现,并且大多只灼,不钻、凿。到商周时,崇拜至上神、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者有疑难诸事一定要烧灼龟甲或牛胛骨,看甲骨上的裂痕——兆纹,借以判断吉凶祸福,以定出入行止。
商周时,常把卜问的事项及其结果用青铜刀刻在甲骨上,或先写后刻,或不写径刻,每字一般先刻直画,后刻横画;或刻后再涂以朱墨,有的甚至在笔画中镶嵌绿松石作为装饰,这种与占卜有直接关系的刻辞通称为“卜辞”。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主要用腹甲)以火烤灼,致使出现裂纹痕迹,即所谓的“施灼呈兆”,然后据这种裂纹来断吉凶。占卜完毕,还要将占卜的内容刻在龟板上,作为“档案”记录。这就是甲骨文。因为甲骨不足,有些卜辞也刻在兽骨上。
商代甲骨主要发现在安阳殷墟,先后出土有15万片甲骨,字数逾百万,单字近5000字,已辨识的达1000多字。在典籍中,有关周人占卜的记载很多,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最早发现的西周甲骨,是1951年在陕西彬县获得的,为牛肩胛骨的骨臼部分。1952年山西洪洞坊堆村出土两片卜骨,其中一块牛肩胛骨上刻有8字,这是首次发现的西周甲骨文;1956年以后,又先后在长安沣西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陕西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处西周遗址发现了有字甲骨文。其中以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出土数量较多且内容丰富,曾一度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及书法篆刻等领域掀起了研究的高潮。
周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片西周卜骨,是1957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李长庆在扶风齐家村调查时采集到的。1960年陕西省文管会在齐家村东壕又发现一片。1972年至1976年,扶风县文化馆先后在齐家村采集了5片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清理凤雏遗址时发掘了两个窖藏,出土了周人留下的17000余片甲骨,其中有刻辞的292片,900余字,但这批甲骨都已成碎片,很难缀合复原。1979年以后,考古工作先后在扶风齐家、云塘强家、齐镇、召陈等村发掘,又征集到西周甲骨62片,其中卜骨46片、有刻辞6片,卜甲16片、有刻辞的1片。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大多小如粟米,笔画刚劲有力,雕刻工艺精湛,须用五倍放大镜方可看清,与殷墟甲骨上的文字形成明显区别,其工艺水平可与当今的微雕相媲美。周原甲骨文的内容主要记载上起先周王季或文王,下至康昭时期的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卜征战等事项,有反映殷周关系的,有卜殷王田猎的,有记周初的大臣和地名的,也有反映周人和其他方国往来的,为探索周文化的渊源,研究商末周初的政治、经济、年事、文化及对外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如“征巢”“伐蜀”等甲片表明了周初国力情况,说明远离镐京的“巢国”(在今安徽)已被周文王征服,证明《论语·泰伯》载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说法是可信的。但由于文字内容中存在的周王祭祀殷先王“帝乙”“成汤”“太甲”这一难解之谜,对其属性,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或以为是周人之物,或以为是商王室的东西,或以为卜祭者为商王,而记录者是周人等等。周原甲骨中有殷王庙号的甲骨应属于伐商前后的周人甲骨。除其甲骨的卜法、文辞、记事与商甲骨有所区别外,另据《逸周书·世俘》载:“(武王)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既然先秦历史文献中已记录有周文王使用殷人祀典的故事,因此,在甲骨文中出现周人祭祀殷祖的现象并不奇怪。在周原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不少卦画符号。张政良先生研究认为,这些卦画符号既不是异体字和族徽,也不是少数民族遗失了的文字,而是由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它是研究《易经》产生形成的重要资料。
2003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周公庙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取得包括发现22座西周时期最高等级墓葬和出土760多片西周卜甲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有刻辞的卜骨99片,可辨识的文字达495字。刻辞记载的事情多与行军打仗和人名等有关,如多次出现“周公”“王”“太保”“新邑”等字样,3次出现“戎斯弗克××师”等记载。周公庙是周原遗址的一部分,周公庙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周甲骨文的内容,邹衡教授认为就其学术意义而言,堪与上世纪河南殷墟遗址的发现相比肩。
人类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中华民族首次大规模地创造和使用文字,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甲骨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字的创造和使用,并不是为了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用于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占卜、祭祀是神圣之事。占卜、祭祀之事是神圣的,就必须郑重记录、善为保存。那么甲骨文字的执刀刻写者,必须是以占卜为业的巫和记录祷祝祭祀之事的史。
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早的书法作品。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和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尽管当时的刻写者并没有艺术的自觉,但当时在甲骨上捉刀刻写是非常专业和神圣的事,作为捉刀刻写者的贞人和巫史,这些早期的文化人自然会把他们不自觉的审美意识倾注到这些文字的刻画上。从已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大部分当是先写而后刻的,也有直接刻上去的,有的甲骨上仍留有部分未刻的朱书墨迹。据专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毛笔的存在,在宝鸡北首岭遗址和后来发掘的陕西姜寨遗址中,出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彩绘用具,如石砚、磨杵、陶杯及色料块等,虽然彩绘用的笔迄今未见实物,但从出土彩陶纹饰本身来看,已有明显的笔迹。如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陶钵,彩绘行笔随意,毫无做作之感,其娴熟的程序和审美意识甚至可与当代画派相媲美,也真实地再现了毛笔的特性。甲骨文在造字方法上还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它只不过是为后来的篆书提供了一个不甚成熟的范型,但书写甲骨文的贞人和巫史,作为筚路蓝缕的文化艺术拓荒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肃然起敬。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陕西省社科研究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