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宝鸡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一年，正当我准备参加原定于7月1日的高考时，1966年6月16日，广播里播出了关于高考推迟举行的消息。谁想这一推迟竟推了十多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高考制度正式恢复。这一年，我经过下乡插队锻炼，已成为宝鸡机务段检修车间里有6年工龄的机车钳工了。那年冬季，我和全国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但落榜了。
　　次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再传喜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校，并把当年考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那时我和妻子住在宝鸡市渭河老桥北面的新建路49号大院，上班却在店子街的铁路线南面。我们住在17平方米的土坯房里，儿子还不到两岁。每天我都在段上干活，中午不回家，晚上一进家门，既要帮妻子做饭，还要照看孩子。晚上9点多钟，儿子睡下了，我才能摊开书本复习。
　　高考前一个多月，我和妻子商量：这一个多月，我就不回家了，抽出时间认真复习。豁达明理的妻子同意了。后来我白天上班时，两三个小时就干完了机车上的活，然后就去段食堂的餐桌上做数学、物理和化学习题，或者跑到正在修建的空房子里，大声背诵俄语单词和数理化公式。晚上，我就去一节报废的货车厢里看书复习。夏夜里的铁皮车厢热得像个蒸笼，蚊子在我四周嗡嗡叫，这些我全然不顾，每晚挑灯夜读到大半夜，实在太困，才去工班伙计蒲喜强宿舍里的一个床铺上睡几个小时。
　　那时铁路上正准备给部分职工普调7元钱的半级工资，我为了能涨这半级工资，工作上更不能马虎。工班的师傅和伙计们对我也格外照顾，特别是蒲喜强，只要是他一个人能处理的活儿，他都默默地干了。
　　1978年高考是在7月20日至23日举行，我的考场在宝鸡市龙泉中学。7月18日快下班时，郭工长告诉我：“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在家休息一下，后天去考试吧！”我高兴得给郭工长来了个立正敬礼！
　　参加完高考不久，8月份，择优调升7元半级工资的名单里就有我。虽说我也很高兴，但是我内心盼望的还是那张高校录取通知书。
　　国庆节后10月4日上班的第一天（那时国庆节休三天假），我刚从机车上干完活儿回到班组，车间来人说，政治处让我去取一封挂号信。我就去段办公楼，在政治处看到了一封写着我名字的挂号信。浅蓝色的信封上，落款处印着“西安矿业学院”几个红字。我拆开信封，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我已被录取到西安矿业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科技大学）机电系机械制造专业。我还特意看了看“通知书”的签发时间：1978年9月30日。
　　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在我高中毕业十二年后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