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致用和变法来看，张载和王安石两人相同的地方很多，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也不少。
　　张载在任崇文院校书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他写了一首芭蕉诗表示支持。“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一首诗用了七个“新”字，可以看出张载对变法的态度，并非是躲在书斋中的儒生。
　　当王安石征求张载对变法的态度时，他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与人追逐，则人亦故有不能”（行状）。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载的鲜明态度：一是说王安石推行新法，天下之士都愿意听从，只要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你将大有为于朝廷。二是劝王安石在变法中要与人为善，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不是这样，强行推行新法，肯定会有人反对的。
　　张载的弟弟张戬反对新法，被王安石连降三级贬为湖北公安县县令。张载见此状，随即辞官回到横渠，讲学著书达七年之久。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果。王安石作为领袖人物，首先是在范仲淹改革“十事”的启发下作了完善和创新。但是张载却受了范仲淹提出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和“中庸”思想的影响，达到复兴儒学的正统地位。
　　翻遍张子全书没有攻击新法的言论，在王安石的著作和文章中也没有批评张载的话，只有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写有“与王安石语多不合，皆辞官西归”。
　　从以上各自观点来看，张载和王安石在好多地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俩都是早年丧父，少孤自立，最后自成一家。其次，都受过范仲淹的教化，只不过王安石侧重于政治，张载侧重于学术。第三，都对“周礼”非常重视，张载说“周礼”是得当之书，王安石更说周礼能“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第四，张载向往“井田”，王安石也向往“井田”。第五，张载注重教化，王安石更强调教化与陶冶人才的重要。第六，王安石主张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张载也主张利民，认为“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第七，王安石的“道即气”与张载的“太虚即气”具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王安石所说的“道”相似于张载所说的太虚，王安石所说的“元气”相当于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的气之本体状态，王安石所说的“冲气”相当于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的变化状态。
　　当然，两位历史人物也有很多不同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王安石特别强调理财的重要性，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并自谓是“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为天下理财也”，张载却没有谈到理财问题，忽视了理财的重要性。这应该是他俩的分歧重点。二是张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张载对王安石的变法评价道：“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吾辈政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这段话中的大丞相即王安石，张载一方面肯定王安石有复兴儒学之功，认为世学不明已有一千五百年，今王安石有志明之，并言之于书，使天下之学士乃不朽功业；另一方面，张载又指出王安石新学存在于“谋之太迫，质之太烦”两大弊病，可谓看到了王安石变法和新学之要害。三是王安石从21岁进入仕途，在官场和政治上有丰富的经验，在变法上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而张载38岁才入仕途，学术上很有成就，官场上虽然两被诏晋，三历外仕，但时间很短，在变法上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温和派。从私人关系上讲，张载和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二程、邵雍等关系比较密切，但他俩都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改良方案。
　　（作者为张载第28代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