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彦儒编著的部分作品

　　　　霍彦儒，1947年生于扶风。宝鸡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为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编著有《陕西省志·炎帝志》（下文简称《炎帝志》）《炎帝传》《炎帝故里》等20余部著作；在国家级报纸和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和学术论文16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项。荣获“宝鸡市第一届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全国先进社科工作者”等称号。
　 把炎帝故里的名号叫出去
　　霍彦儒与炎帝文化结缘，要从一个小小的座谈会讲起。
　　1989年底，在宝鸡教育学院任教的霍彦儒被调到宝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参加《宝鸡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一个冬日，霍彦儒参加了姜炎文化座谈会，会上大家探讨的热情很高。会后，霍彦儒思忖了良久，炎黄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宝鸡有如此丰厚的炎帝文化资源，何不将其深挖一番？
　　当时，全国研究炎帝文化的人虽不多，但关于炎帝故里，已出现湖南说、湖北说、河南说等，而宝鸡炎帝文化研究几乎是空白。霍彦儒发现，古籍中有“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的明确记载，可见炎帝文化与渭河流域有深远渊源；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宝鸡神农镇周边村民自发去天台山炎帝陵祭祀炎帝；在宝鸡地区，流传着炎帝食断肠草（俗称“火焰子”）中毒而亡等传说……凡此种种，令霍彦儒心潮澎湃，立志投身这一研究领域。
　　霍彦儒研究典籍之余，多次前往神农镇搜集资料，又赶赴湖南、湖北等地考察。甚至为了考证炎帝中毒传说，他多次登上天台山、吴山寻找火焰子踪迹。为弄清宝鸡群众祭祀炎帝的习俗，他一次次走访调查祭祀传统。在查史料、了解考古成果、走访群众的过程中，霍彦儒认定，炎帝故里在宝鸡地区确定无疑。
　　1993年8月，宝鸡炎帝研究会成立，霍彦儒任副秘书长，后又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等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霍彦儒先后筹办、主持了五次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邹衡、李学勤、张岂之、张文彬、陈连开、石兴邦、李伯谦、王震中等全国历史、考古界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宝鸡炎帝文化，为证明宝鸡是炎帝故里奠定了理论基础。
　　把炎帝故事的魅力讲出来
　　“宝鸡是炎帝故里”一经提出，就遇到不少争议。全国许多地方有炎帝文化，宝鸡如何敢称“炎帝故里”？但当质疑者读完霍彦儒的三本学术著作——《炎帝传》（合著）》《炎帝志》（主编）《炎帝故里》（专著），便对这一观点心悦诚服。
　　“怎样把宝鸡的炎帝故事讲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我决定给炎帝‘立传编志’。”霍彦儒说。
　　如何立传？霍彦儒转换思路，把炎帝视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研究。他在《炎帝传》《炎帝志》中，对炎帝氏族的起源、迁徙、功绩、祭祀、研究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学术探讨和资料整理，初步建立起炎帝和炎帝文化的理论体系。尤其是《炎帝志》受到全国文化学者的高度赞扬。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在序言里说，《炎帝志》“形象而系统地展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基本文化特征，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炎黄文化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张文彬说，《炎帝志》“是继《炎黄汇编》《炎黄文化志》之后，有关炎黄文化研究的又一部重要专题文献汇编，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炎帝史迹专志……也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对炎帝及其时代、炎帝文化研究成果的总汇”。
　　《炎帝志》充分论证了宝鸡是炎帝故里这一观点，荣获宝鸡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优秀著作奖。
　　把炎帝文化的研究做扎实
　　在探得宝鸡炎帝文化的汩汩清流后，霍彦儒向更深层次钻探。他说：“宝鸡炎帝文化有一个闪光点——周秦文化的支撑，别的地方没有。丰富、扩展姜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把宝鸡炎帝文化研究做扎实、做长远的必经之路。”
　　“姜炎文化”是考古学家邹衡提出的一个考古学概念，霍彦儒从文化的角度作出新的阐释，通过撰写《论姜炎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地位和意义》等多篇论文，扩展姜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延伸到文化领域。霍彦儒提出，宝鸡先秦文化可分为前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和后姜炎文化，与宝鸡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周秦文化相对应，大大丰富了姜炎文化。此外，霍彦儒主持编写了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节日志》子课题《祭炎帝》，提出“宝鸡也是黄帝故里”，撰写了《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等多篇论文，与他人合作主编了首届陕西图书奖获奖作品《商周金文编》……这些成果使宝鸡炎帝文化更有活力。
　　去年，霍彦儒被授予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学术成就奖”。如今，年逾七旬的霍彦儒已完成专著《炎黄学概论》一书的初稿，正在主编《宝鸡抗战志》和《宝鸡地名文化》一书。一个个观点、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著作，与炎帝文化相伴的这些年，霍彦儒虽辛劳却满足，虽孤寂却充实。正如苏东坡所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