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晔
　　他学识渊博，声名赫赫，却淡泊名利，热衷教书育人；他潜心钻研，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视考古为毕生事业，耄耋之年依然跋涉在史学研究的漫漫征途……他就是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曦先生。虽已年过八旬，但彭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对考古的热爱和对学术永无止境的追求令人仰望。
　　彭曦出生于山东郓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才生，母亲是曲阜师范学校（今曲阜师范大学）首批三个女学生之一。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从小学习《论语》《孟子》《朱柏庐治家格言》，儒家审美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影响甚至铸就了他的一生。后来，他的父亲由于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获救后辗转西行千里来到陕西。“当时家徒四壁，连吃饭都成问题。”彭老说，中学毕业后，由于无法继续学业，他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痛苦。
　　后来西北水利学校招生，尽管热爱文史哲，但彭曦不愿放弃难得的读书机会，走进了水利学校的大门。中专期间测绘方面的学习，为他日后从事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彭曦如愿考进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的西师大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西迁校址，云集了顾颉刚、杨伯峻、袁敦礼、孔宪武、赵荫堂等一批大师学者，这些全国闻名的学界泰斗为彭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对知识的渴求特别强烈，我意识到，学历史必须要懂得考古。”于是，他又毫不懈怠地向夏鼐、唐兰等考古大师学习考古知识，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放在东敲西挖的实地探测以及厚厚的古文字书稿抄写上。
　　1985年，彭曦开始了长城考古与文化研究的大课题。“当时有人认为秦昭王长城并没有修完，引起学术界争议。我始终坚信‘考古要以事实为依据’。”于是他到处搜集资料，在反复剖析后，联系秦国的发展史，最终断定此长城必定修完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走出书斋，用了三年多时间，徒步跋涉于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区的荒野大漠和深山峡谷间，总计约8000公里。其间，他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深达50多米的河谷里，他被炽热的阳光晒得浑身起泡，被荆棘无数次刺破头、手，血流不止，被毒蛇惊吓，被尖石磕伤，被突降的大雨和冰雹袭击而无处躲藏……最终，他用确凿有力的事实证明：战国秦长城不但全线竣工，且至今遗迹非常丰富！
　　1994年，首次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彭曦教授作了对战国秦长城的考察报告，举会哗然，在场的人无不为彭老这种不畏艰险探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原部长黄华拉着彭曦的手说：“您是第一位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古代长城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纠正了《辞海》《辞源》及高校教材的错误，赋予了长城研究的时代内涵。
　　对中国发明造纸术的考证是彭曦的又一重大贡献。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以前的教科书上通常都写着：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中国民间的造纸作坊都奉蔡伦为“纸圣”。然而，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随着西汉灞桥纸、扶风中颜纸等文物的出土，学术界有了质疑：造纸术究竟是在东汉还是在西汉发明的？这成为当时学术界一大争议焦点，也让善于钻研的彭曦产生了疑惑。
　　“只要是我觉得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探个究竟。”针对学术界的这一重大争议，彭曦追踪考察中国造纸术20年，收集了大量考古实证和文献资料。他还去西安农村的造纸作坊拜师学习，研究造纸术出现的历史背景，并且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轨迹中探索。天道酬勤，经过研究，彭曦发表文章说：中国发明造纸术确在西汉！消息一出，《科技日报》、中央电视台（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汇报》等媒体先后进行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大讨论和各方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公布后，荷兰博物馆对布展资料进行修订，明确指出纸的故乡在中国，西汉纸真实存在，而蔡伦是总结前人、提高工艺并推广造纸技术的杰出科技专家。
　　刻苦钻研文物考古之余，彭曦教授的多篇著作也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引起学界“地震”。他在《远古数学初探》中，对半坡陶文中的数字和陶器花纹进行了识读，得出重要结论：六千多年前，西安半坡人的数量观已逼近十进位制，使中国古代数学史提前了千年之久。他在《战国秦汉铁业数量的研究》中提出，从秦汉至明代，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冶铁大国。在《西周甲骨作堇版》中，他首先提出周人有用人牲祭祀的史实。这些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和赞誉。说起这些具有时代厚重感的研究成果，彭教授依然那么坦诚、谦逊。“因为我是教师，教书育人就需要不断补充知识，充实自己。而科研就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好方法。”
　　作为对考古、历史有如此贡献的大学者，彭老至今仍蜗居在石鼓山下一处闹中取静的居所潜心研究。近年来，他先后发表长城考古、古文字、中华文化、宝鸡青铜器等方面的论文70余篇共100余万字，他的著作《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多次再版，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也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详尽的史料。
　　在彭教授自传体文章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只有亲历过严冬苦寒的人，才会感悟到春天阳光的明媚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