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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报告文学）
80岁的赵志祥走出家门，向南穿过村庄，走进田间的大道。他的脚步很快，南面的塬和塬南边的秦岭横在视野。
赵志祥家所在的村子宝鸡高新区钓渭镇东崖村，在渭河南岸，以前隶属宝鸡县蜀仓乡,东与岐山县的五丈原和高店街相近。
2019年秋季的一天，我寻访宝鸡解放的亲历者，来到了东崖村。东崖村是扶眉战役中,中共宝鸡县委、县政府随军进驻宝鸡县的第一个村子。东崖村的大庙前矗立着一通石碑，上书“宝鸡县委、县政府临时驻地纪念碑”。
碑子上的字是赵志祥写的。年已八旬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当了一辈子乡村医生，擅长书法，还写文章，写成了一本书稿《岁月》，是东崖村几十年变迁的亲历者和记录者。
“70年前的1949年，我们东崖村获得了解放。我这个10岁的娃娃经历了一辈子最难忘怀的事情。这些事儿好像不大，但像烙铁烙在脑子里，年龄越大越清晰，就像昨儿发生的一样。”赵志祥抚了抚稀疏的白发说。他带我到村子南北走动，边看边指点，断断续续回忆起自己1949年那段难忘的经历——
一
一九四九年的正月初一早晨，村子旁的公路上连过了四辆汽车。据大人们说，在这条公路上从来就没有见过汽车，这一下子过了四辆，对村里人来说是破天荒了，看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那年二三月到夏收前后，都是国民党的队伍东来西往，那是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在调防。后来，我们这里还出现了全部穿草绿色军装的骑着高头大马的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的军队。有时在我们这里小住几天，有时是路过，那时我们这里人也不知道仗在哪里打，只知道是世事乱了。
一天，国民党部队来到我们东崖村，是来拉牲口的，说是拉车送东西。村子里人们奔走相告，这时我家里人慌了。我家有一头牛和一匹红马，我三叔和大哥赶紧先牵上那匹红马从后门跑掉，出了门也不知往什么地方跑了。一会儿我大哥回来了，急忙对我说：“快牵牛跑吧，队伍连牛都拉哩。”
我急忙和我伯一起进了圈，拉着那头牛也出了后门。因为我家的前门不能开，前门外场里有队伍，我家一有情况一律出进后门。
我和我伯拉着牛，一直走到了南塬半坡的瓦盆窑。这里住着两家人，其中一家姓李，是抗日战争时从河南逃荒来的，全家都是以瓦盆制作及出售为生。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饭也没吃，只是走的时候带了些馍，到主人那里要点水充饥。快到天黑时，出去打听风声的人回来说，国民党部队走了。我们这才拉着牛回了家，像这样逃荒不知有多少次，多得都记不清了。
那时我全家共有十三口人，但只有五六亩贫瘠的土地，没有水利条件，只能靠天吃饭，每亩只打四五斗粮食。每年还是一料庄稼，种麦就不能种秋，种秋就不能种麦。种的粮食养活不了全家，父亲就在高店街上开了一间杂货铺子接济家里。
夏收前有一天，我从高店父亲的店里往回走。那时才十岁，胆子也大，一个人就敢从高店回东崖，但说什么也是个兵荒马乱的时候，路上不断过军队，不免有点胆怯了。好歹那天我往回走时，我父亲在高店街给我寻了个邻村在高店跟集的老汉一同往回走。
当我那天下午走到王家崖村时，路上军队渐渐地多了起来，都是步兵扛着枪，三三两两地慢慢前进。走到王家崖村口时，老汉说他要到村子他女子那里去，叫我一个人往回走。
路上仍然过着队伍，我独自走在军队里，好在当兵的不搭理我。地里还有人在干活，各忙各的，谁不理谁。
走到王家崖村西，路边有一通石碑，我看见碑子前面有两个国民党士兵搀着一个弯腰捧腹的当兵人，他看样子是半路生病了，边走边呻吟，不时地叫唤着肚子痛。那两个搀着他的人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地说着什么。
我出于好奇也跟在后面走着，走着走着那个生病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身子直往下垂，搀的那两个人使劲地向前拖，拖着拖着那个生病的人张大嘴巴上气不接下气。
正在危急的时候来了一个腰里别枪的人。他走到跟前，我还以为是来帮忙的，谁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别枪的人把枪拿在手里，把那两个人用手分开，这个生病的人一下软瘫在路上。
只听到“啪”的一声，我吓了一跳，耳朵有点震聋，一眨眼，一股火药味，当我睁开眼睛时，那个生病的人倒在血泊中。
其他当兵的看来已看懂了这种场面，不以为然地继续向前走，谁也没有回头看那人一眼，只有那个开枪的人用脚把那人蹬了一脚，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便滚到路下边地里去了。
啊！一个人的命就这么没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就这样一文不值地送了命，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暴尸荒野，也不知生他养他的父母、盼望着儿有一天重回家园的父母怎么想！
我紧步往回走，脑子里回荡着枪声，眼前老是那个生病的人软瘫的身影……
二
俗话说，“六月天气十月风”。宝鸡的大热天的确在六月，太阳像火球一样，烤得大地发热。
我们这里过队伍已有几个月了，也就是距我们这里解放将近一月，正是国民党部队败退西逃的开始。
夏收开始了。这一年的夏收哪里是夏收，简直是抢收。队伍来了咱就跑，队伍走了接着收，收割、拉运、碾打的一条龙夏收，根本就不能一次完成，而是随收随碾，生怕国民党部队来了。那年，成熟的麦子收到手的一半还不到，所剩的那一半不是熟透了不能及时收割落到地里，就是被天雨影响发霉了。
家人看着收来的一点点粮食发愁。我家每年到二三月就青黄不接，就靠打短工或挣钱买口粮度日。年后二月来间，家里就没啥吃了，我三叔和大哥给蔡家坡一家粮行贩黑豆，全家人的口粮就靠这了。大部分时间回来时挣的是黑豆，吃黑豆饭黑豆面馍。黑豆面其实不好吃，呛人，吃到嘴里真想吐出来，但不吃肚子饥着哩，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往下咽。夏粮歉收，更给人心上压上了磨盘。
这兵荒马乱的时节，国民党地方政府大权在握，什么皇粮、国税、壮丁款、柴草变价等苛捐杂税一项都不少，甚至差人手里拿着鞭杆边打边收。农民本来就遭受兵荒马乱，庄稼歉收，这年税捐名目还比往年更多，人们只能是忍气吞声，怨声载道，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地挣扎着。
六月的一天早晨，我从家里刚出来，看到大场里三三两两站着几个背枪的士兵，我已意识到昨夜来队伍了。这时候来来往往的净是国民党军队，这月来，看来情况似乎比以前几个月紧张。天气也越来越热，那天早晨天一明人就感觉有点闷得慌。从场里来回走动的当兵的来看，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似的。
这时，从我家西边邻居家里走出来几个兵，手里端着枪，随手拉出来一个也是当兵的人，一把推倒在地上。那人睁大眼睛把推他的人望了一眼，低下头一语不发。这时，我发现被推倒的人与其他当兵的不一样，身上的灰衣服，上下全是破烂不堪，头上戴一顶没有帽徽的破帽子。
围观的人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这人是八路军的探子也就是侦察兵，被国民党部队拉住了。那时村里好些人还把解放军叫八路军。
那几个当兵的一顿毒打，灰衣人一下子遍体鳞伤，身上血迹斑斑。我们几个孩子看了这场面不禁有点毛骨悚然，似乎要出人命了。
不大一会儿，走出来一个国民党军官支吾了几句，他们又把灰衣人拉回去，在院里边打边问：“你是哪里来的？同伙还有谁？来这里干什么？”不论怎么问，灰衣人总是一言不发，一打牙一龇。整整地在西邻家的院子里折腾了半晌，总之，什么都没问出来。
看来打着问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叫人端来了一条凳子，拿来了几块砖头和绳子，好像说是准备给那人“坐飞机”。当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坐飞机”是啥意思。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灰衣人坐绑在凳子上，背靠着墙，把两条腿顺凳子放下，脚是在空里，把腿膝盖用绳子扎紧，在脚后边的小腿肚子下面放砖头，一块、两块、三块，加到第三块时那人已受不了了，又叫又喊。
这下他们以为那个人要说话了，但其实不是，那人只是喊叫，什么也不说。国民党士兵狗急跳墙了，他们提来了一桶水放在地上，边加砖边用水泼，那人痛得绝气了就再用水浇，缓上气来又加砖！
这些刑法用来用去好像还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又把灰衣人从“飞机”上解下来，边打边骂。灰衣人只是睁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那一群没有人性的施暴者。这时，已是中午时辰了，他们又拿来了几根绳子，将这个遍体流血的人两条腿绑在一起，把手绑一起，再用绳子把胳膊肘和腿拉到一起一绑，这时人成了一个圆体，被拉到了大场里。
大场里是赵财东家晾晒的苜蓿根。苜蓿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是有钱人家种着喂牲口吃草的。这年财东家挖了这片苜蓿地，把挖出来的苜蓿根晒在场里，晒干了烧锅哩。这苜蓿根好像中药材的黄芪根又像棉花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苜蓿根晒得干透了，简直就像个锥子样扎得厉害，扎到人身上一扎一个白窝窝，很快就会流血。这几个国民党士兵把灰衣人拉到场里，扔到干苜蓿根上。手里的枪打个颠倒，用枪托子分两人一班，把灰衣人像推碌碡一样推过来推过去，不一会儿就把一个本来就血迹斑斑的大活人扎得血肉模糊，看不来人样，望上去活像个大血球似的。孩子们看了这场面，把人都吓死了，我们再没敢看下去了，赶紧回家去，一直到下午，也没敢出来看！
天快黑了，乌鸦开始朝东飞了，就在这时那几个国民党士兵还在执行着任务，据说是什么情况都没有问出来，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兵丧尽天良，把那个人手脚解开，说是要“开销”。
国民党士兵把那人连拽带拉弄到场边里。这时，我的西邻家贵儿他婆端来一碗拌汤，经当兵的同意后给那人充饥，那人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了碗一饮而尽，吃完饭把碗给了贵儿婆，略点下头。
看来这位已知自己结局的人，对这位好心的婆婆表示了心意，这也是英雄视死如归的心意。灰衣人喝完拌汤，就被拉到我们村子北崖边佛爷庙前开枪杀害了。天啊，这才叫“开销”！老天如果有眼有识，恐怕也容不了那帮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的罪行！
一个肩负着救人民于水火重任的人民子弟兵，就这样被万恶的国民党兵一枪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英雄啊英雄！你家在哪里，姓甚名谁？70年来，我一直在想，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
三
七月的天气热得像火烤一样，五丈原战斗开始了。
上旬那几天，国民党部队大队大队地往西走，据说是解放军打过来了，他们在撤退。就在这如蜂之乱的国民党军乱窜时，五丈原打仗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解放军打的扶眉战役的一个战场。
进军至岐山的解放军于1949年7月11日傍晚发起了进攻。我们东崖村因距五丈原只有十多里远，周围群众一听打仗十分害怕。那天，虽然村里驻的国民党军不少，但老百姓都跑了，家家门上锁，村子里空无一人。青壮年都跑到南山山沟里躲避，老人和妇女儿童走不了那么远，我和我婆、我娘等人是在村南一片高粱地的坟地里坐了一天一夜。五丈原炮火连天，在白天只听到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和机枪声乱作一团。晚上，从五丈原上到原下的高店街及渭河两岸是火光连天，炮一响一道火龙冲向前方，坐在高粱地里的人没有一个敢作声，只是心惊胆战。
第二天中午解放军攻上了原。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死的死、俘的俘，剩余的残兵败将向秦岭腹地的太白山区一带逃走。
到7月12日中午，枪炮声逐渐稀少。有几个胆大的老汉偷偷猫着身子走出了高粱地，回去看个究竟，发现村里当兵的跑光了，这才叫人麻利回家。
五丈原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战斗结束的那个晚上，7月12日傍晚，我们这里就被解放了。那天黄昏时节过来了一支队伍，据说是解放军，他们不抢东西，不拉差，不扰民，外出逃荒的人试着回村。
就在这天傍晚，从我们村过路的队伍乱而有序地往西开进，突然我家来了两个当兵的，和家里大人们交涉后把我家的一个水桶借走了，说是给行军的战士弄水喝。他们又在我家井里打了一桶水，还往水里放了点什么白面面子搅了搅提出了门。
那只木桶，木梁很粗，腰上箍了两圈铁箍，用了有几年了，旧成了灰颜色，但很结实。
那时我想这个水桶借出去，世事这么乱，他们会不会还回来？执着的我便跟着那两个解放军战士出了门，紧随其后。到村子中间一看，队伍不停地过，好多水桶不停地打水，供战士解渴。这时，我才知道解放军不光借了我家的水桶还有其他人家的，就这样周而复始，打水喝水一直到晚上。后半夜的时候，我一直跟着水桶走来走去，提桶的两个战士叫我回家去，说他们一定会把水桶还回来的。但是，我们第一次和解放军打交道，谁知道他们的话算不算数？
我怎么也不肯回家，只是守着水桶，直到过的队伍已是稀里巴拉的了，那两个战士才把水桶和我一起送回了家。
家里人在外逃荒，只有婆和母亲在家里。我跟着水桶走后，她们一直焦急地等着我回来，桶丢了不大要紧，生怕把我丢了，那时我才十岁。他们一看我和水桶一起被借桶的士兵送了回来，都很高兴。那两个战士向母亲说了好多感激的话，出了大门就不知去向了。
这虽然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让我感到解放军是说话算数的，是人民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真的。
四
7月13日，我们村子里开始有解放军的大队人马进驻。
早上，村子里突然来了一百多人的队伍。有人看见他们进了村里的大庙，还在庙里搭锅做饭，人不断地走出走进，大庙门前还有站岗放哨的。
那一天中午，我家门口来了几个骑马的军人，相互用手比画了一番，说什么我也听不懂；随后，下马进了我家。
这下把家里人都吓慌了，急忙又准备从后院门出去逃荒，但为时已晚。那几个当兵的进院后立即意识到主人要逃走，赶忙说：“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不拉人，不拉差。”这时，家里的大人们才稳定了下来。
那几个当兵的和家里的大人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只见当兵的把我家里的前屋一间房子打扫干净，洒上水后又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从头门里进来了一帮人，还有刚才打扫房子的那几个，这一帮人有六七个。进屋后，后面紧跟着是背枪的人，他们很快散开，把枪端在手上，这种形式大概是站岗的。我也不知道害怕，还去了大门外边，看见大门外还有六七个背着枪的人走来走去地来回转。
那几个人进了房子，有的坐在炕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看，有的在地上的小凳子上写什么。其中有一个衣着比其他几个人整齐，翻开了一张地图放在土炕上，把被子叠起来，然后把地图铺在被子上，用手比画着给别人说什么。这几个人说话我好像还能听得懂，他们说这里进了宝鸡的地盘。
突然，门外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来报告，里边看地图的人说了声“进来”。一个士兵进来后敬了个礼，说“抓着一个俘虏”，随后另一个士兵把那个俘虏带了进来。
那个俘虏未带武器什么的，只是背了个包袱；进来后按吩咐把包袱打开，里面有一把短枪和几件军衣，还有几块银圆。
炕上坐的那几个人注视着这个俘虏问话，经审查，这个俘虏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河南人，在五丈原战斗中逃跑了，想回老家河南。
看地图的人说：“你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连长，按我们的政策你是应该严办的，但是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跟我们一起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如果你不愿意可以放你回家，再不能为国民党卖命了，这两条路你自己选择。”
那人沉默了一大会儿，胆战心惊地说想回家，但又怕解放军把他处理掉，东张西望神情紧张。
坐在炕上的人看出了点什么意思，反复给他交代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但他总是神情紧张，拿上路条时，才放了心。
看地图的人又说，枪你不能带走，银圆你拿上路上做盘缠，拿上我们的路条上路，在解放军管辖内，有人盘问你可拿出这个条子，他们会放你走人。如果再碰上国民党军那我们就管不了了，要回家你马上上路。
带俘虏来的解放军战士把短枪留下，那几个银圆和衣物还给了那个俘虏。那人东张西望，看样子是非常感激，收拾好他的行李后被解放军送出了门上路了。
发生在我家里的这事儿，让我想起那位被国民党部队抓住折磨最后惨遭杀害的侦察兵，那简直是惨无人道。解放军抓住的这个国民党军人还是个当官的，没打没骂，让他最后回了河南老家，解放军用我婆的话说就是菩萨心肠。
五
随后那几天没有战事，只是解放军经过我们村子往西开拔。解放军对人和气、可亲，也不抓丁打人，没有命令从不进老百姓的屋里，我提上篮子去河里瓜地想给我巴婆摘上几个老绵瓜走亲戚。
往瓜地里去时，路上未见到一个当兵的，但把瓜摘回来走在王家沟崖下时，望见大路上三三两两过着队伍，我心里就害怕起来，因为逃荒已半年了，人们一见到当兵的就跑。这时我跑已来不及了，就躲在崖边一个塄坎下边，想着等他们过完后再往回走。
谁知我这一躲被他们发现了，几个当兵的从路上跳下来，朝我走来。我心里害怕但没有跑，他们走到我跟前，呜里哇啦地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看样子是想吃瓜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有个感觉，好像这几个当兵的和我前几次见到的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穿的军装很破烂，可是说话和气，不像国民党兵那么凶，没有我的同意他们没有动手拿瓜吃。
正在这时，家族里的一位九叔从大路上走了过来，我胆正了许多。当兵的向我九叔又说了些什么话，我九叔对我说：“他们是解放军，想吃瓜，你不要怕，他们是买哩，不白吃，给钱哩。”经这么一说，我也同意了。那几个当兵的把瓜拿走，还给我付了钱。我当时也不认识是啥钱，后来我上学了，才认出了这些钱上面印的是陕甘宁边区银行，是解放区发行的边币，是土黄色的票子。
在大庙里住的队伍住了四五天就撤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东崖村大庙里住的一百多人是中共宝鸡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机构，东崖村是他们随军进驻的宝鸡县境的第一个村庄。
“13日，……宝鸡县党政机关随军进驻境内蜀仓乡东崖村，县委、县政府召开蜀仓、钓渭、磻溪、鸡峰、阳平、周原、长春七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会议，紧急部署支前、建政等工作。”后来，宝鸡县撤县设区成为陈仓区，陈仓区政协编辑出版的《陈仓文史资料》这样记载。
1960年，我在参加人口普查工作时，遇到宝鸡县委副书记陈新华，他是当年进驻大庙的工作人员之一，给我讲了好些事情。
2008年，东崖村恢复了革命遗址，在大庙前东侧立了一通纪念碑：“宝鸡县委、县政府临时驻地纪念碑。”
……
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赵志祥带着我穿过庄稼地，来到南边半坡当年逃荒的南窑，这里已经成为一片核桃树林，但窑洞的残迹还在；又来到渭河边的一个坡沟，找到了他摘绵瓜返回时趴的那个塄坎，上面的公路已经是新的公路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就留在了我心里。我和我们村里人亲眼看到国民党是怎么造孽的、怎么烂了的，也亲历了解放军怎么解放我们村庄，共产党怎么走进了我们心里。我一次次给孩子们讲我经见的共产党的为人，现在，我的儿子、孙子、孙女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我叫他们要像当年那些共产党员一样，对老百姓好，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本啊！”在大庙的石碑前，赵志祥感慨地说。
他轻轻地用布巾揩拭着石碑，石碑上的字清晰如初。
赵志祥家所在的村子宝鸡高新区钓渭镇东崖村，在渭河南岸，以前隶属宝鸡县蜀仓乡,东与岐山县的五丈原和高店街相近。
2019年秋季的一天，我寻访宝鸡解放的亲历者，来到了东崖村。东崖村是扶眉战役中,中共宝鸡县委、县政府随军进驻宝鸡县的第一个村子。东崖村的大庙前矗立着一通石碑，上书“宝鸡县委、县政府临时驻地纪念碑”。
碑子上的字是赵志祥写的。年已八旬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当了一辈子乡村医生，擅长书法，还写文章，写成了一本书稿《岁月》，是东崖村几十年变迁的亲历者和记录者。
“70年前的1949年，我们东崖村获得了解放。我这个10岁的娃娃经历了一辈子最难忘怀的事情。这些事儿好像不大，但像烙铁烙在脑子里，年龄越大越清晰，就像昨儿发生的一样。”赵志祥抚了抚稀疏的白发说。他带我到村子南北走动，边看边指点，断断续续回忆起自己1949年那段难忘的经历——
一
一九四九年的正月初一早晨，村子旁的公路上连过了四辆汽车。据大人们说，在这条公路上从来就没有见过汽车，这一下子过了四辆，对村里人来说是破天荒了，看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那年二三月到夏收前后，都是国民党的队伍东来西往，那是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在调防。后来，我们这里还出现了全部穿草绿色军装的骑着高头大马的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的军队。有时在我们这里小住几天，有时是路过，那时我们这里人也不知道仗在哪里打，只知道是世事乱了。
一天，国民党部队来到我们东崖村，是来拉牲口的，说是拉车送东西。村子里人们奔走相告，这时我家里人慌了。我家有一头牛和一匹红马，我三叔和大哥赶紧先牵上那匹红马从后门跑掉，出了门也不知往什么地方跑了。一会儿我大哥回来了，急忙对我说：“快牵牛跑吧，队伍连牛都拉哩。”
我急忙和我伯一起进了圈，拉着那头牛也出了后门。因为我家的前门不能开，前门外场里有队伍，我家一有情况一律出进后门。
我和我伯拉着牛，一直走到了南塬半坡的瓦盆窑。这里住着两家人，其中一家姓李，是抗日战争时从河南逃荒来的，全家都是以瓦盆制作及出售为生。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饭也没吃，只是走的时候带了些馍，到主人那里要点水充饥。快到天黑时，出去打听风声的人回来说，国民党部队走了。我们这才拉着牛回了家，像这样逃荒不知有多少次，多得都记不清了。
那时我全家共有十三口人，但只有五六亩贫瘠的土地，没有水利条件，只能靠天吃饭，每亩只打四五斗粮食。每年还是一料庄稼，种麦就不能种秋，种秋就不能种麦。种的粮食养活不了全家，父亲就在高店街上开了一间杂货铺子接济家里。
夏收前有一天，我从高店父亲的店里往回走。那时才十岁，胆子也大，一个人就敢从高店回东崖，但说什么也是个兵荒马乱的时候，路上不断过军队，不免有点胆怯了。好歹那天我往回走时，我父亲在高店街给我寻了个邻村在高店跟集的老汉一同往回走。
当我那天下午走到王家崖村时，路上军队渐渐地多了起来，都是步兵扛着枪，三三两两地慢慢前进。走到王家崖村口时，老汉说他要到村子他女子那里去，叫我一个人往回走。
路上仍然过着队伍，我独自走在军队里，好在当兵的不搭理我。地里还有人在干活，各忙各的，谁不理谁。
走到王家崖村西，路边有一通石碑，我看见碑子前面有两个国民党士兵搀着一个弯腰捧腹的当兵人，他看样子是半路生病了，边走边呻吟，不时地叫唤着肚子痛。那两个搀着他的人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地说着什么。
我出于好奇也跟在后面走着，走着走着那个生病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身子直往下垂，搀的那两个人使劲地向前拖，拖着拖着那个生病的人张大嘴巴上气不接下气。
正在危急的时候来了一个腰里别枪的人。他走到跟前，我还以为是来帮忙的，谁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别枪的人把枪拿在手里，把那两个人用手分开，这个生病的人一下软瘫在路上。
只听到“啪”的一声，我吓了一跳，耳朵有点震聋，一眨眼，一股火药味，当我睁开眼睛时，那个生病的人倒在血泊中。
其他当兵的看来已看懂了这种场面，不以为然地继续向前走，谁也没有回头看那人一眼，只有那个开枪的人用脚把那人蹬了一脚，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便滚到路下边地里去了。
啊！一个人的命就这么没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就这样一文不值地送了命，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暴尸荒野，也不知生他养他的父母、盼望着儿有一天重回家园的父母怎么想！
我紧步往回走，脑子里回荡着枪声，眼前老是那个生病的人软瘫的身影……
二
俗话说，“六月天气十月风”。宝鸡的大热天的确在六月，太阳像火球一样，烤得大地发热。
我们这里过队伍已有几个月了，也就是距我们这里解放将近一月，正是国民党部队败退西逃的开始。
夏收开始了。这一年的夏收哪里是夏收，简直是抢收。队伍来了咱就跑，队伍走了接着收，收割、拉运、碾打的一条龙夏收，根本就不能一次完成，而是随收随碾，生怕国民党部队来了。那年，成熟的麦子收到手的一半还不到，所剩的那一半不是熟透了不能及时收割落到地里，就是被天雨影响发霉了。
家人看着收来的一点点粮食发愁。我家每年到二三月就青黄不接，就靠打短工或挣钱买口粮度日。年后二月来间，家里就没啥吃了，我三叔和大哥给蔡家坡一家粮行贩黑豆，全家人的口粮就靠这了。大部分时间回来时挣的是黑豆，吃黑豆饭黑豆面馍。黑豆面其实不好吃，呛人，吃到嘴里真想吐出来，但不吃肚子饥着哩，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往下咽。夏粮歉收，更给人心上压上了磨盘。
这兵荒马乱的时节，国民党地方政府大权在握，什么皇粮、国税、壮丁款、柴草变价等苛捐杂税一项都不少，甚至差人手里拿着鞭杆边打边收。农民本来就遭受兵荒马乱，庄稼歉收，这年税捐名目还比往年更多，人们只能是忍气吞声，怨声载道，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地挣扎着。
六月的一天早晨，我从家里刚出来，看到大场里三三两两站着几个背枪的士兵，我已意识到昨夜来队伍了。这时候来来往往的净是国民党军队，这月来，看来情况似乎比以前几个月紧张。天气也越来越热，那天早晨天一明人就感觉有点闷得慌。从场里来回走动的当兵的来看，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似的。
这时，从我家西边邻居家里走出来几个兵，手里端着枪，随手拉出来一个也是当兵的人，一把推倒在地上。那人睁大眼睛把推他的人望了一眼，低下头一语不发。这时，我发现被推倒的人与其他当兵的不一样，身上的灰衣服，上下全是破烂不堪，头上戴一顶没有帽徽的破帽子。
围观的人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这人是八路军的探子也就是侦察兵，被国民党部队拉住了。那时村里好些人还把解放军叫八路军。
那几个当兵的一顿毒打，灰衣人一下子遍体鳞伤，身上血迹斑斑。我们几个孩子看了这场面不禁有点毛骨悚然，似乎要出人命了。
不大一会儿，走出来一个国民党军官支吾了几句，他们又把灰衣人拉回去，在院里边打边问：“你是哪里来的？同伙还有谁？来这里干什么？”不论怎么问，灰衣人总是一言不发，一打牙一龇。整整地在西邻家的院子里折腾了半晌，总之，什么都没问出来。
看来打着问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叫人端来了一条凳子，拿来了几块砖头和绳子，好像说是准备给那人“坐飞机”。当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坐飞机”是啥意思。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灰衣人坐绑在凳子上，背靠着墙，把两条腿顺凳子放下，脚是在空里，把腿膝盖用绳子扎紧，在脚后边的小腿肚子下面放砖头，一块、两块、三块，加到第三块时那人已受不了了，又叫又喊。
这下他们以为那个人要说话了，但其实不是，那人只是喊叫，什么也不说。国民党士兵狗急跳墙了，他们提来了一桶水放在地上，边加砖边用水泼，那人痛得绝气了就再用水浇，缓上气来又加砖！
这些刑法用来用去好像还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又把灰衣人从“飞机”上解下来，边打边骂。灰衣人只是睁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那一群没有人性的施暴者。这时，已是中午时辰了，他们又拿来了几根绳子，将这个遍体流血的人两条腿绑在一起，把手绑一起，再用绳子把胳膊肘和腿拉到一起一绑，这时人成了一个圆体，被拉到了大场里。
大场里是赵财东家晾晒的苜蓿根。苜蓿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是有钱人家种着喂牲口吃草的。这年财东家挖了这片苜蓿地，把挖出来的苜蓿根晒在场里，晒干了烧锅哩。这苜蓿根好像中药材的黄芪根又像棉花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苜蓿根晒得干透了，简直就像个锥子样扎得厉害，扎到人身上一扎一个白窝窝，很快就会流血。这几个国民党士兵把灰衣人拉到场里，扔到干苜蓿根上。手里的枪打个颠倒，用枪托子分两人一班，把灰衣人像推碌碡一样推过来推过去，不一会儿就把一个本来就血迹斑斑的大活人扎得血肉模糊，看不来人样，望上去活像个大血球似的。孩子们看了这场面，把人都吓死了，我们再没敢看下去了，赶紧回家去，一直到下午，也没敢出来看！
天快黑了，乌鸦开始朝东飞了，就在这时那几个国民党士兵还在执行着任务，据说是什么情况都没有问出来，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兵丧尽天良，把那个人手脚解开，说是要“开销”。
国民党士兵把那人连拽带拉弄到场边里。这时，我的西邻家贵儿他婆端来一碗拌汤，经当兵的同意后给那人充饥，那人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了碗一饮而尽，吃完饭把碗给了贵儿婆，略点下头。
看来这位已知自己结局的人，对这位好心的婆婆表示了心意，这也是英雄视死如归的心意。灰衣人喝完拌汤，就被拉到我们村子北崖边佛爷庙前开枪杀害了。天啊，这才叫“开销”！老天如果有眼有识，恐怕也容不了那帮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的罪行！
一个肩负着救人民于水火重任的人民子弟兵，就这样被万恶的国民党兵一枪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英雄啊英雄！你家在哪里，姓甚名谁？70年来，我一直在想，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
三
七月的天气热得像火烤一样，五丈原战斗开始了。
上旬那几天，国民党部队大队大队地往西走，据说是解放军打过来了，他们在撤退。就在这如蜂之乱的国民党军乱窜时，五丈原打仗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解放军打的扶眉战役的一个战场。
进军至岐山的解放军于1949年7月11日傍晚发起了进攻。我们东崖村因距五丈原只有十多里远，周围群众一听打仗十分害怕。那天，虽然村里驻的国民党军不少，但老百姓都跑了，家家门上锁，村子里空无一人。青壮年都跑到南山山沟里躲避，老人和妇女儿童走不了那么远，我和我婆、我娘等人是在村南一片高粱地的坟地里坐了一天一夜。五丈原炮火连天，在白天只听到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和机枪声乱作一团。晚上，从五丈原上到原下的高店街及渭河两岸是火光连天，炮一响一道火龙冲向前方，坐在高粱地里的人没有一个敢作声，只是心惊胆战。
第二天中午解放军攻上了原。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死的死、俘的俘，剩余的残兵败将向秦岭腹地的太白山区一带逃走。
到7月12日中午，枪炮声逐渐稀少。有几个胆大的老汉偷偷猫着身子走出了高粱地，回去看个究竟，发现村里当兵的跑光了，这才叫人麻利回家。
五丈原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战斗结束的那个晚上，7月12日傍晚，我们这里就被解放了。那天黄昏时节过来了一支队伍，据说是解放军，他们不抢东西，不拉差，不扰民，外出逃荒的人试着回村。
就在这天傍晚，从我们村过路的队伍乱而有序地往西开进，突然我家来了两个当兵的，和家里大人们交涉后把我家的一个水桶借走了，说是给行军的战士弄水喝。他们又在我家井里打了一桶水，还往水里放了点什么白面面子搅了搅提出了门。
那只木桶，木梁很粗，腰上箍了两圈铁箍，用了有几年了，旧成了灰颜色，但很结实。
那时我想这个水桶借出去，世事这么乱，他们会不会还回来？执着的我便跟着那两个解放军战士出了门，紧随其后。到村子中间一看，队伍不停地过，好多水桶不停地打水，供战士解渴。这时，我才知道解放军不光借了我家的水桶还有其他人家的，就这样周而复始，打水喝水一直到晚上。后半夜的时候，我一直跟着水桶走来走去，提桶的两个战士叫我回家去，说他们一定会把水桶还回来的。但是，我们第一次和解放军打交道，谁知道他们的话算不算数？
我怎么也不肯回家，只是守着水桶，直到过的队伍已是稀里巴拉的了，那两个战士才把水桶和我一起送回了家。
家里人在外逃荒，只有婆和母亲在家里。我跟着水桶走后，她们一直焦急地等着我回来，桶丢了不大要紧，生怕把我丢了，那时我才十岁。他们一看我和水桶一起被借桶的士兵送了回来，都很高兴。那两个战士向母亲说了好多感激的话，出了大门就不知去向了。
这虽然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让我感到解放军是说话算数的，是人民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真的。
四
7月13日，我们村子里开始有解放军的大队人马进驻。
早上，村子里突然来了一百多人的队伍。有人看见他们进了村里的大庙，还在庙里搭锅做饭，人不断地走出走进，大庙门前还有站岗放哨的。
那一天中午，我家门口来了几个骑马的军人，相互用手比画了一番，说什么我也听不懂；随后，下马进了我家。
这下把家里人都吓慌了，急忙又准备从后院门出去逃荒，但为时已晚。那几个当兵的进院后立即意识到主人要逃走，赶忙说：“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不拉人，不拉差。”这时，家里的大人们才稳定了下来。
那几个当兵的和家里的大人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只见当兵的把我家里的前屋一间房子打扫干净，洒上水后又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从头门里进来了一帮人，还有刚才打扫房子的那几个，这一帮人有六七个。进屋后，后面紧跟着是背枪的人，他们很快散开，把枪端在手上，这种形式大概是站岗的。我也不知道害怕，还去了大门外边，看见大门外还有六七个背着枪的人走来走去地来回转。
那几个人进了房子，有的坐在炕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看，有的在地上的小凳子上写什么。其中有一个衣着比其他几个人整齐，翻开了一张地图放在土炕上，把被子叠起来，然后把地图铺在被子上，用手比画着给别人说什么。这几个人说话我好像还能听得懂，他们说这里进了宝鸡的地盘。
突然，门外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来报告，里边看地图的人说了声“进来”。一个士兵进来后敬了个礼，说“抓着一个俘虏”，随后另一个士兵把那个俘虏带了进来。
那个俘虏未带武器什么的，只是背了个包袱；进来后按吩咐把包袱打开，里面有一把短枪和几件军衣，还有几块银圆。
炕上坐的那几个人注视着这个俘虏问话，经审查，这个俘虏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河南人，在五丈原战斗中逃跑了，想回老家河南。
看地图的人说：“你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连长，按我们的政策你是应该严办的，但是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跟我们一起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如果你不愿意可以放你回家，再不能为国民党卖命了，这两条路你自己选择。”
那人沉默了一大会儿，胆战心惊地说想回家，但又怕解放军把他处理掉，东张西望神情紧张。
坐在炕上的人看出了点什么意思，反复给他交代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但他总是神情紧张，拿上路条时，才放了心。
看地图的人又说，枪你不能带走，银圆你拿上路上做盘缠，拿上我们的路条上路，在解放军管辖内，有人盘问你可拿出这个条子，他们会放你走人。如果再碰上国民党军那我们就管不了了，要回家你马上上路。
带俘虏来的解放军战士把短枪留下，那几个银圆和衣物还给了那个俘虏。那人东张西望，看样子是非常感激，收拾好他的行李后被解放军送出了门上路了。
发生在我家里的这事儿，让我想起那位被国民党部队抓住折磨最后惨遭杀害的侦察兵，那简直是惨无人道。解放军抓住的这个国民党军人还是个当官的，没打没骂，让他最后回了河南老家，解放军用我婆的话说就是菩萨心肠。
五
随后那几天没有战事，只是解放军经过我们村子往西开拔。解放军对人和气、可亲，也不抓丁打人，没有命令从不进老百姓的屋里，我提上篮子去河里瓜地想给我巴婆摘上几个老绵瓜走亲戚。
往瓜地里去时，路上未见到一个当兵的，但把瓜摘回来走在王家沟崖下时，望见大路上三三两两过着队伍，我心里就害怕起来，因为逃荒已半年了，人们一见到当兵的就跑。这时我跑已来不及了，就躲在崖边一个塄坎下边，想着等他们过完后再往回走。
谁知我这一躲被他们发现了，几个当兵的从路上跳下来，朝我走来。我心里害怕但没有跑，他们走到我跟前，呜里哇啦地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看样子是想吃瓜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有个感觉，好像这几个当兵的和我前几次见到的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穿的军装很破烂，可是说话和气，不像国民党兵那么凶，没有我的同意他们没有动手拿瓜吃。
正在这时，家族里的一位九叔从大路上走了过来，我胆正了许多。当兵的向我九叔又说了些什么话，我九叔对我说：“他们是解放军，想吃瓜，你不要怕，他们是买哩，不白吃，给钱哩。”经这么一说，我也同意了。那几个当兵的把瓜拿走，还给我付了钱。我当时也不认识是啥钱，后来我上学了，才认出了这些钱上面印的是陕甘宁边区银行，是解放区发行的边币，是土黄色的票子。
在大庙里住的队伍住了四五天就撤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东崖村大庙里住的一百多人是中共宝鸡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机构，东崖村是他们随军进驻的宝鸡县境的第一个村庄。
“13日，……宝鸡县党政机关随军进驻境内蜀仓乡东崖村，县委、县政府召开蜀仓、钓渭、磻溪、鸡峰、阳平、周原、长春七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会议，紧急部署支前、建政等工作。”后来，宝鸡县撤县设区成为陈仓区，陈仓区政协编辑出版的《陈仓文史资料》这样记载。
1960年，我在参加人口普查工作时，遇到宝鸡县委副书记陈新华，他是当年进驻大庙的工作人员之一，给我讲了好些事情。
2008年，东崖村恢复了革命遗址，在大庙前东侧立了一通纪念碑：“宝鸡县委、县政府临时驻地纪念碑。”
……
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赵志祥带着我穿过庄稼地，来到南边半坡当年逃荒的南窑，这里已经成为一片核桃树林，但窑洞的残迹还在；又来到渭河边的一个坡沟，找到了他摘绵瓜返回时趴的那个塄坎，上面的公路已经是新的公路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就留在了我心里。我和我们村里人亲眼看到国民党是怎么造孽的、怎么烂了的，也亲历了解放军怎么解放我们村庄，共产党怎么走进了我们心里。我一次次给孩子们讲我经见的共产党的为人，现在，我的儿子、孙子、孙女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我叫他们要像当年那些共产党员一样，对老百姓好，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本啊！”在大庙的石碑前，赵志祥感慨地说。
他轻轻地用布巾揩拭着石碑，石碑上的字清晰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