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祝嘉

　 金文，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以钟和鼎居多，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金文分“阴文”和“阳文”两种，凹下去的为“阴文”，又称“款”；凸出来的为“阳文”，又称“识”，所以二者合称“款识”或“钟鼎款识”。
　　宝鸡是“青铜器之乡”，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规格高，而且常带有铭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书法艺术的独特风采。
　　美在其史
　　西周初年，推翻暴商统治、建立西周王朝的武王驾崩，其儿子成王继位。彼时，西周王朝政权初立、江山未稳，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联合东夷不断作乱，对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在叔父周公的辅佐下，成王决定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以镇抚东方叛乱、巩固王朝统治。
　　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四月丙戌日这天，成王来到建于洛邑的成周城视察，并在京宫大室召见了宗室贵族何。成王告诫何，你的父亲曾随先王征伐天下、建立基业，你也要像父亲一样，为周王朝尽忠效命、建功立业。何谨遵王命，成王对他进行了奖赏。后来，何铸造了一件青铜尊，将接受成王训导和奖赏这件事记录在何尊的铭文中。
　　1963年，宝鸡县（今陈仓区）贾村镇的一户农民，在雨后坍塌的土崖中发现了何尊，让这件沉睡了三千年的青铜器重见天日。如今，何尊成为国宝重器，因为其内底的122字铭文，不仅记录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代的卓著功绩，更有首次以词组形式出现的“中国”二字，为研究西周乃至中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在纸发明以前，文字一般记录在竹简或丝帛上，但却容易随载体的腐烂而消失；与之相比，铭文即使历经数千年依然清晰可辨，这也正是古人将其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意义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曾言：“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嗣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现代学者也认为，铭文是为了彰显功绩、赞颂美德，以祈求祖先庇佑、子孙繁衍，只有长久保存，子孙才能得到长久庇佑。
　　美在其文
　　公元675年，25岁的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时，正赶上都督阎伯舆在新落成的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早闻他的名气，便请他也参加宴会。阎都督本想借此机会炫耀女婿的才学，便让女婿准备好一篇文章，在宴会上“即兴”作给大家看。席间，他假意请在座嘉宾为此次宴会作序，大家明白他的用意，于是纷纷谦让推辞。不料王勃却接过纸笔，当众一挥而就，作出流传千古的骈文名作《滕王阁序》。阎都督有怒难言，拂衣而起，转入帐后，但当听说王勃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不禁叹服：“此真天才，当垂不朽！”
　　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
　　或骈偶文，是我国古代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骈文盛于南北朝时期，但“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所作的《滕王阁序》，被公认为中国历代骈文的典范。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史墙盘的铭文就已初具骈文的形式。
　　这件青铜盘由一名叫墙的史官制作，盘底有18行共284字铭文，铭文前段颂扬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铭文以四言为主，辞藻华丽，段落明晰，读起来朗朗上口，被学者认为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篇带有骈体风格的文章。
　　2003年出土于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的四十三年逨鼎，也带有一篇词句优美的铭文。这篇铭文主要记述了周宣王对臣子逨的告诫，其中连用四个“毋敢”，训导他在施政中要小心谨慎、明辨是非、公平正直、清白廉洁。这段铭文也正是西周王朝重视德政的具体体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美在其字
　　1849年，宝鸡眉县（另一种说法是岐山县）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青铜鼎，皆为周康王时期贵族盂所制，故分别称为大盂鼎和小盂鼎。大盂鼎出土后，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被宋家后人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便将此鼎献给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因别人进谗言遭朝廷议罪，幸亏得到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助才免于责罚。听说潘祖荫是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便将此鼎送给潘祖荫以表感谢。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直到1952年潘氏后人献给国家，又于1959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腹内有19行291字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对盂的训诰和赏赐。值得一提的是，这篇铭文书法体势严谨凝重，结字、章法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雄壮不失秀美，整饬又见灵动。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浑厚，所以铭文更呈现出磅礴的气势和恢宏的格局，从而被认为是西周成康时期首屈一指的金文作品。
　　1843年出土于宝鸡岐山县的毛公鼎，腹内铭文长达497字，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篇。有学者认为，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古代书法的典型特点，反映了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向，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铭文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情趣。
　　近代书法家李瑞清对毛公鼎极为推崇，他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学，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曾说，毛公鼎的铭文“抵得上一篇《尚书》”，因为其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而且在书法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