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宝鸡扶风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我从乡村走进城市，也有二十几个年头了。我生活的西安，是个比较干旱的地方，城市居民用水，一是来自秦岭黑河水库的地表水，二是来自渭河以及浐灞两河之滨的深井水。这样的水，都是有限的，而被乡村人称为无根之水的雨水，对于城市来说，似乎并不怎么重要，天旱了、天涝了，城里人是不愁吃水的，便是生在城里的花草树木，因为有人打理，天旱了，有专人拉水浇灌，是不愁被旱死的；倒是天涝的时候，有被雨水淹死的危险。
　　城里人说了：鱼是喂死的，花是浇死的。
　　此说不谬，水多了，草木的根系会烂，烂了就会死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呢。所以城市是不需要大水的。然而天雨并不以城里人的意愿为意愿，该下的时候还得下，稍下大点，城市就是一片灾难。最突出的表现是，城市的交通不畅了，疙疙瘩瘩，到处堵车；严重的时候，城市的一些低洼地方，水涝成灾，房塌了、楼倒了，死人也就成了必然，这从新闻报道中，很容易看得到。
　　那么乡下的雨呢，这种被老百姓称为“无根”的水，其珍贵程度，正如谚语所说，“春雨贵如油”。乡村生活，雨水就是如此重要，特别是对一些水利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的地方，老百姓是要靠天吃饭的。干旱是乡村社会的最大灾难，天不下雨，地里即颗粒无收、没有收成，老百姓只能饿肚子了。随便一个地方的编年史，看得到的灾难，多是干旱一类的记载。
　　我曾生活的乡村，在古周原的扶风县，差不多就是靠天吃饭的，个别的地方，不仅庄稼要靠“无根”的雨水来润养，便是人畜用水，也是要“无根”的雨水来解决了。
　　天度镇的杨吉岭，有我的亲戚在那里，走亲戚要到他们那里去。他们那儿没有河流、没有泉眼，向地下掘井，几十丈地掘下去，依然见不到水，他们就只有饮用“无根”的雨水了。然而“无根”之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何收集雨水，就成了一件天大的事。聪明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水窖收水的方法，所以家家都要为了生计，给自己家打一眼水窖。打水窖是件技术活儿，不是随便向地下掘进、打出一眼水窖就能用的，还有一个艰巨的钉窖工程要做。
　　我的亲戚家分门立户，分出去的一户，要打一眼新窖，我被叫去帮忙，打一眼口小腹大的水窖没怎么费劲，三两天就打好了，而钉窖则用了多半个月。
　　这是水窖可以蓄水的关键，用一根百年的酸枣树干，砍削一根镰把粗的木扦子，在窖底和窖壁上，像是钉梅花桩一般，钉出一个一个的窟窿眼儿。这种窟窿眼儿可不能浅了，差不多得有尺把深，钉出一个窟窿眼儿，就用早已准备好的红胶泥，搓成与窟窿眼儿一般粗的泥杵，插进窟窿眼儿；然后再用一个百年酸枣木做成的木槌，一直地捶打、捶打、捶打……确信红胶泥完全钉死在窟窿眼儿里，这才作罢，然后去捶打下一个泥杵。
　　所以要用酸枣木的木扦、酸枣木的木槌，是因为祖先传说，酸枣木有镇水的能力。
　　所以要用红胶泥杵填塞钉出来的窟窿眼儿，还是因为祖先传说，红胶泥最为收水。
　　对此我深信不疑，乡下孩子，小时都有玩泥炮的经历，黄泥的泥炮，就不如红胶泥的泥炮收水，仅摔在地上的炸裂声，也是红胶泥的响。不过，钉窖的红胶泥用量很大，要到村外深深的土壕里，搜取其中的红土层，来来回回拉八九车，碾碎拣出其中的礓石，兑上水，搅拌均匀；然后醒上两日，再用拇指粗的钢条，一遍遍地抽打，抽打得又筋又细，才好搓成泥杵，来做钉窖的材料。一眼水窖要钉多少泥杵才好呢？那实在无法计数，密密麻麻，差不多一个泥杵挨着一个泥杵，都是钉在水窖底和水窖壁上的泥杵了。这么钉过的水窖，收进来的“无根”水，才像有了根一般，滴水不漏地收藏在水窖里了。
　　水窖的窖口，不是砖箍，就是石砌，高出地面半尺来高，都要装上窖盖锁起来。
　　我回想着水窖口，对照的是城里布满大街小巷道沿根儿的雨水井。铸铁箅子的雨水口，如收纳“无根”水的水窖口一般，承接的都是雨水，然而城里的雨水口每每把纯净的“无根”水都化作了废水，而乡下的水窖口，把“无根”水都收纳为造福人畜的饮用水，这个差别太大了，能不能有所改进，还真值得我们思考。
　　当然，“无根”之水有时也会泛滥成灾，无论城市，无论乡下，都在所难免。好像这些年的水患，比之过去还多了许多。这是为什么呢？是现在的雨水比过去多了吗？科学的数据在网上一查即知，现在的雨水不仅没比过去多，而且还在逐年减少。为此我就想了，我们人为了自身利益和欲望的需要，向天伸的手太长了，把天给欺了！
　　人是不可以欺天的。人若欺天，天必欺人；人不欺天，天不欺人，这个理可还成立？
　肖像作者：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