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起义
　　1929年至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人打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做兵运工作。习仲勋等到该营后，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遵照省委指示，积极开展兵运活动，待机起义。习仲勋等人以公开身份作掩护，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等方式，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并先后发展左文辉、许天洁等为共产党员。很快，全营3个步兵连发展党员30多名。
　　1930年4月，经省委同意，党小组在一、二、三连建立了中共支部，营设立党委，李秉荣任营党委书记。1930年冬，李特生任营党委书记。1931年至1932年，习仲勋任营党委书记。
　　1931年，该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这年冬，该营由凤翔移防凤县整训。为了了解和掌握地方情况，便于开展工作，习仲勋设法结识地方进步人士，并与思想进步的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营司务长阎鸿章及刘书林、张秋臣结为“金兰”弟兄，并拍摄了纪念照。此后，习仲勋就以刘家为秘密集会地点，经常召集共产党员开会，研究工作，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3月，团部命令一营从凤县移驻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营党委认为起义条件成熟，派刘书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情况。省委决定一营到徽县起义，成功后将队伍带到旬邑，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并派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来凤县协助领导起义。
　　4月1日，一营一连、二连和机枪连（三连驻两当县城）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傍晚到达甘肃两当县城。当晚，营党委在北门外马车店召开扩大会议。刘林圃传达了省委指示。会议认为士兵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不必到达徽县，当晚即应举行起义，并制定了五条行动计划。4月2日凌晨，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起义官兵先后处决了一、二、三连连长，营长王德修听见枪声逃跑。由于机枪连顽强抵抗，未能解除该连武装。为了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一、二、三连200多名官兵撤出战斗，连夜沿两当河北上。
　　第二天上午，起义部队来到距两当县城70华里的太阳寺。根据省委指示，营党委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为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政治委员，随后部队继续北上，沿途多次击溃国民党地方武装和追击堵截部队。由于长途行军，作战频繁、给养困难，战士忍饥挨饿，无法休整，困难重重。起义部队来到岳御寺，被大土匪王洁子部包围，许天洁组织抗击，激战数小时后，由于土匪人数众多，战士伤亡惨重，再者战士中乾县、礼泉人较多，他们思家心切，战斗力减弱，最终部队溃散，起义失败。
　　由于环境险恶，兵力悬殊，两当起义失败了。但是，两当起义播下了革命火种，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为党组织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起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次麟游起义
　　1931年秋，赵伯经、王乐天率队加入杨虎城部新编旅赵慧生团（驻麟游县），编为第三营，赵伯经任营长。不久，第三营收编了魏含忠（共产党员）、苟飞虎武装40多人，编为一个连。全营150多人，麟游党支部设在该营。1931年12月上旬，赵慧生团趁换防之机，向麟游县摊派巨额开拔费。时值麟游饥荒严重，百姓生活困难，难以筹措，群众怨声载道。麟游党支部认为起义时机成熟，趁团长赵慧生去彬县旅部开会之机，召集党员骨干开会，确定了行动计划。翌日拂晓，第二营和机炮连出城出操。三营迅即从北门冲进县城，包围了团部，击毙了副团长和警卫队长，收缴了机炮连步枪30多支、迫击炮4门，从北门撤出县城，向北转移，计划日后与陕甘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会合，创建红区。
　　翌年2月，队伍行进到阁头寺上岭时，与国民党岐山邢广先民团遭遇，起义队伍受到前后夹击，在激战中，魏含忠、尹世杰牺牲。为了保存力量，王乐天命令起义人员埋藏武器，分散隐蔽，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聚积了一些枪支弹药，积累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为日后成立麟游游击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