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具体策划和组织实施的一次比较完整的兵运斗争。起义是在陕西彬县、凤翔县、凤县不断准备、谋划，在凤县决定，经省委同意，部队换防到甘肃两当时进行的，故称“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为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也有力地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开展兵运工作建立地下组织
　　1929年至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人打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做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苑部攻打川军，警备三旅二团也奉命到达陕甘交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该团一营王德修部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扎凤县县城凤州，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两当县。
　　习仲勋以特务长身份作掩护，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等方式，散发《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并书写张贴标语等，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掠夺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鼓动士兵向长官清算经济、伙食、被服、军械账，争取实行经济民主，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正确实行政治民主。由于多数士兵是陕西乾县、礼泉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们在大荒之年为了活命而投军，所以很快接受了革命教育，萌发了革命思想。
　　在此基础上，习仲勋等人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谨慎细致的工作，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该营到达凤县后，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党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起到了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
　　结交进步人士整肃军风军纪
　　党组织建立后，为了了解和掌握凤县情况，联络感情，便于开展工作，习仲勋设法与地方有关单位接触，结识进步人士。该营司务长阎鸿章与凤州城内东门里文昌宫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字希贤）关系甚好，习仲勋通过阎鸿章认识了此人。当时同刘希贤相识的还有刘书林、排长张秋臣，习仲勋等与刘希贤相识后，彼此经常往来，相互交谈，关系甚好。在多次接触和闲谈交往中，习仲勋掌握了地方上的许多情况，并发现刘希贤的思想比较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于是，就同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结拜为“金兰”兄弟。从此，习仲勋就以刘家大院为秘密集会地点，经常召集地下党员在这里开会，研究革命工作，开展兵运活动。
　　习仲勋还十分注意教育士兵遵守军纪，严禁士兵抢夺老百姓的东西。有一次有几个士兵在凤州城外以东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反遭痛打。气愤之下，农民进城申冤求救。习仲勋知道后，立即建议并取得营长王德修的同意，派人抓回了这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这件事教育了全营士兵，使该营的军纪大为好转。
　　陕西军阀顾鼎新率部由关中途经凤县前往汉中。凤县百姓听说该部军纪涣散，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十分惊恐，四处躲藏。习仲勋闻讯召集会议，商议对策，连夜书写和张贴了许多标语，如“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顾鼎新看到这些标语，只得下令士兵遵守军纪，并派清查队日夜纠查，当地群众才免遭一场灾难。
　　策划实施兵变播撒革命火种
　　1932年初，当举行起义条件基本成熟时，传闻一营要开往甘肃徽县和二营换防。营党委便立即研究决定，计划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并急派刘书林前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此事，征得省委同意；即派省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来凤县协助营党委领导起义；在双石铺丰禾山庙内召开了营党委会议，研究起义事宜。
　　4月1日，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晚上，刘林圃和营党委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对晚上举行起义行动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2日凌晨，举行了武装起义，史称“两当兵变”，宣布起义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部队行军约一个星期，到达宝鸡县（今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渡过渭河，沿千陇边境进入陇县八渡、娘娘庙，继而又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麟游县花花庙。部队行至甘肃省灵台县，在页岭和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入麟游县城以北的崔木。当部队向永寿县岳御寺进发时，由于道路不熟，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洁子匪军包围，激战数小时，起义部队终因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弹药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伤亡严重，失去战斗力，原起义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两当兵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播撒了革命火种，显示了我党地下组织生机勃勃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