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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
但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这些干部家属的日子同样难过。生产队分不下粮食，于是他们常常要偷偷摸摸地去黑市上买粮吃。日子过不下去还经常欠款，并且三天两头被追着要求还钱。真正实行土地承包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粮食完全够吃了，手里的钱也有宽余的了。于是态度大变，转而拥护土地承包。
1981年，中共韩城县委书记刘群效在向有关部门汇报全县落实农业责任制的问题时说：
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县上干部超支问题和给家里买粮的问题，县上干部说好。在外地回来的职工和县上的双职工，没受过到外地买粮和催交超支款的苦，说责任制是右。
显然，此时反对责任制的是那些已经改变了农民身份、脱离开农业劳动的人了。
其实，就在社会上各种议论争论不休时，一些具有丰富农村实践经验和相应理论水准的人早已经敏锐地看出来了，如果要让农民和农业进一步发展，就要在从前那种位置上继续朝后退，而且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后退。用华县毕家公社毕家生产大队大队长刘新业的话说：应当把土地分一半给农民，一半种粮，一半种棉，粮食产量肯定会比现在翻一番。而临潼县西泉公社干部赵如意则说：现在棉花生产只联产到组，如果能联产到人，亩产会更高，能达到150斤！
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样的胆量，人们只敢半明半暗地搞联产责任制，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安徽和四川，更具体地说，是看着北京。
北京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
应当说，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上究竟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政策，两种思想、两种观点始终在激烈交锋。
当时主抓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是陈永贵。
早在1975年，陈永贵就致信毛泽东，提出中国农村的“过渡”计划。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
或许是有了那三年大饥饿的教训，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像1956年那样，将集体化运动热火朝天地强力朝前推进，他只是把陈永贵的建议转交政治局去讨论。
与此前困难时期中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相比，陈永贵一手搞起来的大寨，以及大寨所采取的做法，显然严重地偏“左”。如果在这条“左”的道路上不加节制地走下去，带给中国人民的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生活。
1976年12月，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党中央却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此次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仅间隔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久，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于此。
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非常明显，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更“左”。
怎么办？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邓小平。
中央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同时，安徽省委也正在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六条”与刚刚下发的“49号文件”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如果说，中央49号文件字字句句都是对安徽“省委六条”的批判，那么安徽“省委六条”则针锋相对，在字字句句否定49号文件的“穷过渡”！
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披露，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派万里去安徽，是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万里临上任前，专程去拜访了邓小平！
1978年，这是中国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的一年。这一年春天，无论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最大的特点都是乍暖还寒。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央领导头脑里最感麻烦的问题。
此前，邓小平已经几次不动声色地表示出自己对农业政策的态度，只是他的所有表态都没有登报，也不对外宣传。因此许多人都在企盼。
1980年4月2日，当中央高层围绕着包产到户等敏感问题争论日趋激烈且由于相持不下而处于胶着状态时，邓小平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又在同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农村政策。
（连载23）
1981年，中共韩城县委书记刘群效在向有关部门汇报全县落实农业责任制的问题时说：
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县上干部超支问题和给家里买粮的问题，县上干部说好。在外地回来的职工和县上的双职工，没受过到外地买粮和催交超支款的苦，说责任制是右。
显然，此时反对责任制的是那些已经改变了农民身份、脱离开农业劳动的人了。
其实，就在社会上各种议论争论不休时，一些具有丰富农村实践经验和相应理论水准的人早已经敏锐地看出来了，如果要让农民和农业进一步发展，就要在从前那种位置上继续朝后退，而且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后退。用华县毕家公社毕家生产大队大队长刘新业的话说：应当把土地分一半给农民，一半种粮，一半种棉，粮食产量肯定会比现在翻一番。而临潼县西泉公社干部赵如意则说：现在棉花生产只联产到组，如果能联产到人，亩产会更高，能达到150斤！
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样的胆量，人们只敢半明半暗地搞联产责任制，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安徽和四川，更具体地说，是看着北京。
北京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
应当说，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上究竟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政策，两种思想、两种观点始终在激烈交锋。
当时主抓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是陈永贵。
早在1975年，陈永贵就致信毛泽东，提出中国农村的“过渡”计划。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
或许是有了那三年大饥饿的教训，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像1956年那样，将集体化运动热火朝天地强力朝前推进，他只是把陈永贵的建议转交政治局去讨论。
与此前困难时期中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相比，陈永贵一手搞起来的大寨，以及大寨所采取的做法，显然严重地偏“左”。如果在这条“左”的道路上不加节制地走下去，带给中国人民的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生活。
1976年12月，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党中央却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此次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仅间隔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久，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于此。
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非常明显，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更“左”。
怎么办？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邓小平。
中央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同时，安徽省委也正在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六条”与刚刚下发的“49号文件”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如果说，中央49号文件字字句句都是对安徽“省委六条”的批判，那么安徽“省委六条”则针锋相对，在字字句句否定49号文件的“穷过渡”！
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披露，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派万里去安徽，是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万里临上任前，专程去拜访了邓小平！
1978年，这是中国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的一年。这一年春天，无论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最大的特点都是乍暖还寒。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央领导头脑里最感麻烦的问题。
此前，邓小平已经几次不动声色地表示出自己对农业政策的态度，只是他的所有表态都没有登报，也不对外宣传。因此许多人都在企盼。
1980年4月2日，当中央高层围绕着包产到户等敏感问题争论日趋激烈且由于相持不下而处于胶着状态时，邓小平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又在同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农村政策。
（连载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