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地区出土的石斧

    耒耜

    吴山祭祀遗址出土的铁锸

    汉画像石《农耕图》

　 新石器时代 刀耕火种石斧忙
　　7000多年前的渭水河畔，原始先民在这里伐木、狩猎、取火，并繁衍生息，留下了众多实物遗存。宝鸡地区的北首岭、关桃园、福临堡等遗址，也相继进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名录；特别是考古人员对北首岭遗址的科学发掘，揭示了先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远古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北首岭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之一，从1958年8月开始到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等单位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遗址面积为4727平方米。从出土文物来看，北首岭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该遗址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在北首岭遗址出土的5000余件生活器具中，石斧、石铲、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占较大比例，还出土了骨铲、石凿、石矛，石镞、纺轮、骨锥、骨针、鱼钩等手工业工具和渔猎工具。
　　石斧，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代表之一。在青铜器未产生前，古人使用最多的工具是石制的斤与斧，这两种工具的区别是：斤的切面是横的，斧的切面是直的。“斧”原是“父”字，甲骨文中，该字呈一手持拿石斧之状，斧头已简化成一段直线；“斤”的甲骨文字形就是装了柄的石锛形。
　　在新石器时代，石斧是重要的砍伐工具或武器，一般都有柄。在春耕时，石斧自然成为古人的“开荒利器”，先民们可以用它砍伐植物，为平整土地提供条件。原始社会的石斧造型多样，包括条形、有孔、有肩、凹槽、束腰等造型，其中最多的就是长方形造型和梯形造型，道理很简单，这两种造型最容易制造，便于大量生产。而且，当时的石斧较为厚重，因为宽厚的外形可以避免斧刃在砍伐树木时损坏，同时也可以增大它的冲击力。
　　在刀耕火种、渔猎为生的原始社会里，石斧对于宝鸡地区的先民而言，不仅是砍伐和狩猎的重要工具，也是珍贵的劳动工具。从商代起，人们开始使用由青铜制造的工具，石斧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周　　耒耜开垦兴稼穑
　　“制耒耜、种五谷”是人文始祖炎帝最为人称道和熟悉的事迹。炎帝开创了农耕文明，这也是他被世人尊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
　　“耒耜”读“lěisì”，是我国古代发明的农具，耒为柄，耜则是下端的起土部分，其用于农业生产中的土地翻整、庄稼播种。耒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然后翻出，改进的耒有两个尖头或有省力曲柄；耜类似耒，但尖头成了扁头（耜冠），类似锹、铲，其材料从早期的木质发展为石质、骨质或陶质。
　　在周代，耒耜是主要的农耕工具，《国语·周语》所引的《周制》中，便有“民无悬耜”之语，它的作用和使用方法类似于现在的铁锹。据学者研究，古人为了在翻动土地时能方便一些，耜这个农耕工具在其中间位置有一个缺口。可以说，耒耜的发明提高了耕作效率。
　　《国语·周语》云:“民之大事在农。”周人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相传，周代天子每年都会带领臣子和庶民，在天子的籍田里躬亲耕作，并有一套相应的礼仪，即籍田礼。籍田，也称为“藉田”，这是吉礼之一，毕竟也属于祭祀行为，旨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礼记·月令》中这段关于籍田礼的记载，透露了籍田礼举行时，天子要亲载耒耜，带领群臣百官来到田间象征性耕地，即“三推”，接着“三公五推”。这种仪式的举行，对农耕生产起号召与鼓励作用。
　　这种天子亲载耒耜的仪式一直流传至汉代，也是在告诉人们，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天子亲自参与劳作，就是要做出表率。
　　秦　　铁锸生产规格化
　　秦代是我国由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过渡的重要时期。自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西北地区就出土了大量的铁镰、铁铲、铁犁等秦代铁制农具。
　　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联合组建吴山祭祀遗址考古发掘队，对陈仓区新街镇庙川村的吴山祭祀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8万多平方米的祭祀遗址，确定祭祀坑94处。截至目前，已清理出祭祀坑8处，并出土了玉人、玉琮、马镳等器物。
　　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在马车的车舆部分遗迹内，发现了祭祀用的玉人、玉琮等器物，并在每座祭祀坑车舆及马腹的位置，都发现了一件农具——铁锸。《释名》载：“臿，插也，插地起土也。”“锸”在古代写作“臿”，铁锸是古时的一种生产农具。根据遗址规模和出土器物所显示的信息，有学者认为，该遗址可能是战国时期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
　　《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确切时间、地点、祭祀人的祭祀炎黄的记载。据专家介绍，史料中的“吴”与吴山关系密切，而历史上，人们常把炎帝作为“农神”来祭拜。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座祭祀坑车舆及马腹的位置都发现了铁锸；特别是在3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件铁锸，这说明，这种生产农具并非偶然出现在祭祀坑中，它是祭品之一，而古人祭祀的可能就是“农神”炎帝。这处高规格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宝鸡地区在秦汉时期以前的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类型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及杂器，而以农具和手工具为大宗。战国中后期，铁制农具以统一规格大量出现，这期间，秦国的铁制农具被普遍推广，耕作技术得到提高，秦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据史料载，此时的秦都栎阳到处是“二万石一积”的粮仓，秦建都咸阳后，粮仓的规模更是达到“十万石一积”，这便是“秦富天下十倍”的时期。
　　汉　　拉犁劳动效率高
　　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古人员在河南商丘永城芒山一带调查，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梁孝王墓，出土了两幅汉画像石《农耕图》，画像石反映了当时芒山一带耕种农具铁犁与家庭耕作已经普遍出现，折射出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耕农经济的重要地位。
　　汉代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政府采取了轻徭薄赋、罢兵屯田、改革农具、奖励牛耕、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业生产的方式、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工具较前代都有显著进步。
　　汉代人劳作耕种时，不仅仅靠人力，他们发现牲畜的力气不容小觑，于是改良版的铁犁出现了。古人将铁犁的宽度和厚度增加，而且还多了一个叫“犁壁”的部件，将它与犁铧配合，再加上牛的大力气，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耕种。
　　再讲讲这件提高耕作效率的“神器”——犁。犁的发明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由一根在横梁端部的厚重的刃构成，其通常系在一组牵引它的牲畜身上，也有用人力来驱动的，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做好准备。犁大约出现于商代，最早见于甲骨文的记载；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西汉出现了直辕犁，有犁头和扶手，用牛拉犁耕田被广泛应用。
　　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的壁画牛耕图、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牛耕图……这些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里的牛耕图，多是二牛牵一犁。
　　汉代牛耕有二牛抬杠、一牛一马并耕、一牛挽耕三种形式，分别采用颈索系衡套驾和偏系套驾。“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也是最先出现的。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用缰绳把两头牛与一根长杠拴在一起，长杠则与铁犁相互固定，而拉犁的人手持缰绳，通过松紧度来控制两头牛的方向和耕地的深浅度。这一定是个技术活，在田间一来一往，讲究默契配合和节奏均匀，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由此可见，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对农业增产关系重大。从两汉史料记载可知，凡引进牛耕和犁耕的地区百姓都很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