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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树森说，1982年全县征购任务6000万斤，已经完成7490万斤，多收购了1490万斤粮食。收粮高潮过后，群众还要卖，粮管所却不再收。县粮食局长说：“上面怨，群众骂，我也没办法。”
沈树森说，不仅出现了卖猪难卖粮难，而且出现了卖烤烟难、卖鸡蛋难、卖蔬菜难。
沈树森分析了各种“难”的原因。这些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但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条是，和从前那种物资极度匮乏相比，如今物资已经大大丰富了，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了。仅渭南、大荔、临潼三个县，至少可以比计划多收一亿多斤粮食！安徽率先站起
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中国的政策一直在悄然变化，也一直在稳步前进。与此同时，许多明眼人也敏锐地看出来，虽然政策在变，变得越来越好，但这时的陕西仍然远远没有摆脱“左”的束缚。至少和安徽、四川等省相比，陕西在许多方面仍然疑虑重重，步履蹒跚。
那时候传达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时，尽管已经开始讲责任制，讲给农民松绑，讲搞活流通，放开集市贸易，但也不时可以听到一些不那么协调的声音。
比如：对包产到户必须限制。包产到户在山区可以搞，在川塬地区一律不许搞。
比如：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单干。
比如：包产到户从性质上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的。
……
其时，一个安徽，一个四川，同样是旗帜鲜明。但与陕西不同的是，这两个省的旗帜打出的是给农民分田，给农民放权。于是安徽和四川的形势以空前的速度好转。那时候没有网络，连电话都独属于领导干部才能享受的，老百姓对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评价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口口相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这是当年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两句民谣。
后来老百姓更知道了，当初万里是怎样顶着压力在安徽搞责任田、搞包产到户的。
当年11月，安徽省委在万里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强调必须注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
“省委六条”出台后，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当年安徽农村冬麦的播种效率就大大高过以往。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万里在安徽的做法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从前的人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安徽，也把攻击的目标落定在安徽。一时间，议论不绝，啧声四起！
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三角的三地，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
发人深省的是，彼时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是安徽，但偏偏安徽以不可抵挡的力量稳步影响了全国，稳步赢得了人心，最终稳步赢得了胜利！
安徽人口并不多，地域并不广，但却是逃荒要饭的大省。安徽距离陕西一千多公里，但在几十年中，安徽的口音一直被陕西群众所熟悉。
这不值得安徽骄傲。
值得安徽骄傲的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安徽率先挺直腰杆，站起身来！
1978年，安徽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整整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地方不仅人畜无饮水，甚至无法抗旱秋种。被灾情惊动了的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沈祖润迅速前往调查，他写给中央领导参看的内参题目就非常震撼——《活着的人没见过的大旱》。
情势危急！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安徽向来是灾难最重、灾民最多的省份。如今碰上这样的灾情，来年日子怎么过？
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大灾之年如何解决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他们质疑：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全都上不去？
一针见血，点到了要害。
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代表把心里话讲出来。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干部早已经秘密地开始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了。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让下面干。他们庄严地提出：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
那真是壮士断腕！
情况迅速反馈到万里那里。
万里表态：同意。
一句简简单单的“同意”，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又激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就从这一句“同意”开始，中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犹如地下流火，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推开！乍暖还寒的日子
1979年春天，甘肃档案局干部张浩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家乡正在搞包产到组，正在分地分牲口，很快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
3月14日，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求《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连载14）
沈树森说，不仅出现了卖猪难卖粮难，而且出现了卖烤烟难、卖鸡蛋难、卖蔬菜难。
沈树森分析了各种“难”的原因。这些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但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条是，和从前那种物资极度匮乏相比，如今物资已经大大丰富了，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了。仅渭南、大荔、临潼三个县，至少可以比计划多收一亿多斤粮食！安徽率先站起
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中国的政策一直在悄然变化，也一直在稳步前进。与此同时，许多明眼人也敏锐地看出来，虽然政策在变，变得越来越好，但这时的陕西仍然远远没有摆脱“左”的束缚。至少和安徽、四川等省相比，陕西在许多方面仍然疑虑重重，步履蹒跚。
那时候传达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时，尽管已经开始讲责任制，讲给农民松绑，讲搞活流通，放开集市贸易，但也不时可以听到一些不那么协调的声音。
比如：对包产到户必须限制。包产到户在山区可以搞，在川塬地区一律不许搞。
比如：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单干。
比如：包产到户从性质上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的。
……
其时，一个安徽，一个四川，同样是旗帜鲜明。但与陕西不同的是，这两个省的旗帜打出的是给农民分田，给农民放权。于是安徽和四川的形势以空前的速度好转。那时候没有网络，连电话都独属于领导干部才能享受的，老百姓对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评价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口口相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这是当年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两句民谣。
后来老百姓更知道了，当初万里是怎样顶着压力在安徽搞责任田、搞包产到户的。
当年11月，安徽省委在万里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强调必须注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
“省委六条”出台后，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当年安徽农村冬麦的播种效率就大大高过以往。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万里在安徽的做法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从前的人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安徽，也把攻击的目标落定在安徽。一时间，议论不绝，啧声四起！
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三角的三地，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
发人深省的是，彼时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是安徽，但偏偏安徽以不可抵挡的力量稳步影响了全国，稳步赢得了人心，最终稳步赢得了胜利！
安徽人口并不多，地域并不广，但却是逃荒要饭的大省。安徽距离陕西一千多公里，但在几十年中，安徽的口音一直被陕西群众所熟悉。
这不值得安徽骄傲。
值得安徽骄傲的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安徽率先挺直腰杆，站起身来！
1978年，安徽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整整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地方不仅人畜无饮水，甚至无法抗旱秋种。被灾情惊动了的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沈祖润迅速前往调查，他写给中央领导参看的内参题目就非常震撼——《活着的人没见过的大旱》。
情势危急！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安徽向来是灾难最重、灾民最多的省份。如今碰上这样的灾情，来年日子怎么过？
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大灾之年如何解决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他们质疑：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全都上不去？
一针见血，点到了要害。
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代表把心里话讲出来。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干部早已经秘密地开始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了。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让下面干。他们庄严地提出：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
那真是壮士断腕！
情况迅速反馈到万里那里。
万里表态：同意。
一句简简单单的“同意”，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又激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就从这一句“同意”开始，中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犹如地下流火，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推开！乍暖还寒的日子
1979年春天，甘肃档案局干部张浩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家乡正在搞包产到组，正在分地分牲口，很快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
3月14日，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求《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连载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