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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曾经在正反两方面的痛苦磨砺中获得了深刻经验的人，才能够从悄然难觉的蛛丝马迹中，捕捉和品味到这次会议所具有的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伟大的意义。
多少年后，我常常想，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历史如此记载，被人们如此歌颂，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转变，首先在于肯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党中央迫切地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后，立即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渠道调派人员深入农村。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两批派出四位记者深入农村进行查访。这四位记者承担的任务完全相同：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为中央最高层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依据。
四位记者是：
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
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傅上伦；
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
新华社农村记者冯东书。
临出发前，新华社社长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彼时，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刚刚写了一份内参，题目是《延安调查》。这份内参真实地讲述了延安人民极端贫苦的日子。
穆青对记者们说，看了冯森龄写的内参，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四位记者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将中国农村真实的状况写出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特意叮嘱，要迈开脚步，拓宽视野，深入基层，入村进户。很快，这四位记者迈开脚步，怀着最朴素的动机，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用整整半年时间，走进了西北农村的角角落落，并将所见所闻写成内参。
值得一说的是，18年后，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这四位记者将当年所写的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稿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为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贴切也非常质朴的名字——《1978：告别饥饿》。
还值得一说的是，尽管我也下过乡插过队，但是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仍然感觉到震撼。
1980年的初春，整个中国的农村已经迅速恢复，出现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最好局面。
新华社记者不愧是国内等级最高、水平最高的记者。他们目睹了延安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发出了真诚而激动的感慨。这感慨既是一种深切的祝福，又是一声深沉的叹息！
应当说，1980年前后，随着农业“左倾”政策的步步“后退”，全国的农业生产形势开始悄无声息地稳住了，中国的农村像久病正治的病人，已经见到了起色。
但是这种起色毕竟有限。广大农村仍然处在“左”的笼罩中，仍然处于极端落后和非常贫困的状态中。
许多人在为此思索，许多人在为此呐喊，还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那么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凭着一种朴素的本能，正在进行摆脱贫困的探索。
于是乎，一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不停地露头，却又始终被强压下去的农业生产方式再一次顽强地露出头来。
在质疑声中前进
我是1972年离开农村的。离开农村以后，基本上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回村去看看。我发现尽管村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极小。或者换句话说，在农业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产粮问题上，年年想变化，年年没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几年，由于调到了西安工作，我回十二盘少了。直到1984年才终于回去了一趟。这一趟回去，让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让我完全想不到的变化是，不少农村青年戴上手表了！
要知道，当年我们在这里插队时，全大队共有三十多名知青，只有一位手上戴了表，并且当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戴，颇觉自己另类时，他又主动把表摘了下来！
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情况是，村里人全都自豪地告诉我：即使三年不打粮食，也不会饿着，家里的存粮足够吃！
这简直是石破天惊！
其实，只要看一下周边的事实，形势的好坏马上就能辨别出来。以猪肉为例，此前几十年中，猪肉从来都是短缺物资，需要凭票供应，但是1979年，当给了农民很有限的一些自主权后，农民的积极性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以至很快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现象：卖猪难！
到了1980年，卖猪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剧。1980年6月，临潼县革委会副主任苏国权介绍情况时，谈到秋粮生产问题。当时粮食价格比棉花价格低，加上玉米难保管，陕西省又规定不许群众将玉米卖给四川来的收购者。于是只剩下一条出路：喂猪。结果加剧了卖猪难。仅以临潼为例，全县150斤以上的肥猪有1.3万头，200斤以上的有6000头，除自宰3000头、机关自食3000头外，还有一大半养成的肥猪找不到销售出路。
卖猪难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和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业政策不仅正确，而且英明。
不仅如此，仅仅过了两年，又出现了卖粮难。
1982年11月17日，已经担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的沈树森讲到卖粮难的问题。
（连载13）
多少年后，我常常想，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历史如此记载，被人们如此歌颂，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转变，首先在于肯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党中央迫切地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后，立即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渠道调派人员深入农村。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两批派出四位记者深入农村进行查访。这四位记者承担的任务完全相同：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为中央最高层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依据。
四位记者是：
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
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傅上伦；
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
新华社农村记者冯东书。
临出发前，新华社社长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彼时，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刚刚写了一份内参，题目是《延安调查》。这份内参真实地讲述了延安人民极端贫苦的日子。
穆青对记者们说，看了冯森龄写的内参，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四位记者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将中国农村真实的状况写出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特意叮嘱，要迈开脚步，拓宽视野，深入基层，入村进户。很快，这四位记者迈开脚步，怀着最朴素的动机，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用整整半年时间，走进了西北农村的角角落落，并将所见所闻写成内参。
值得一说的是，18年后，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这四位记者将当年所写的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稿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为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贴切也非常质朴的名字——《1978：告别饥饿》。
还值得一说的是，尽管我也下过乡插过队，但是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仍然感觉到震撼。
1980年的初春，整个中国的农村已经迅速恢复，出现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最好局面。
新华社记者不愧是国内等级最高、水平最高的记者。他们目睹了延安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发出了真诚而激动的感慨。这感慨既是一种深切的祝福，又是一声深沉的叹息！
应当说，1980年前后，随着农业“左倾”政策的步步“后退”，全国的农业生产形势开始悄无声息地稳住了，中国的农村像久病正治的病人，已经见到了起色。
但是这种起色毕竟有限。广大农村仍然处在“左”的笼罩中，仍然处于极端落后和非常贫困的状态中。
许多人在为此思索，许多人在为此呐喊，还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那么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凭着一种朴素的本能，正在进行摆脱贫困的探索。
于是乎，一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不停地露头，却又始终被强压下去的农业生产方式再一次顽强地露出头来。
在质疑声中前进
我是1972年离开农村的。离开农村以后，基本上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回村去看看。我发现尽管村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极小。或者换句话说，在农业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产粮问题上，年年想变化，年年没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几年，由于调到了西安工作，我回十二盘少了。直到1984年才终于回去了一趟。这一趟回去，让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让我完全想不到的变化是，不少农村青年戴上手表了！
要知道，当年我们在这里插队时，全大队共有三十多名知青，只有一位手上戴了表，并且当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戴，颇觉自己另类时，他又主动把表摘了下来！
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情况是，村里人全都自豪地告诉我：即使三年不打粮食，也不会饿着，家里的存粮足够吃！
这简直是石破天惊！
其实，只要看一下周边的事实，形势的好坏马上就能辨别出来。以猪肉为例，此前几十年中，猪肉从来都是短缺物资，需要凭票供应，但是1979年，当给了农民很有限的一些自主权后，农民的积极性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以至很快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现象：卖猪难！
到了1980年，卖猪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剧。1980年6月，临潼县革委会副主任苏国权介绍情况时，谈到秋粮生产问题。当时粮食价格比棉花价格低，加上玉米难保管，陕西省又规定不许群众将玉米卖给四川来的收购者。于是只剩下一条出路：喂猪。结果加剧了卖猪难。仅以临潼为例，全县150斤以上的肥猪有1.3万头，200斤以上的有6000头，除自宰3000头、机关自食3000头外，还有一大半养成的肥猪找不到销售出路。
卖猪难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和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业政策不仅正确，而且英明。
不仅如此，仅仅过了两年，又出现了卖粮难。
1982年11月17日，已经担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的沈树森讲到卖粮难的问题。
（连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