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警察赔笑，“洋大人鼻子高，气就宽。”
　　铁路警察随后又沉下脸，举起黑色警棍，威吓高君曼：“洋大人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坐规矩一点。你小心了，说话别冲洋大人的脸，走路别踩洋大人的脚！”
　　这番话说完不过几分钟，情势便立刻起了变化，起变化的缘由是两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从站台急急忙忙挤上了这节车厢。他们紧盯着已经坐稳的魏金斯基夫妇，互相耳语几句，接着便又与那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耳语了几句。
　　铁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变化，显得阴沉起来。
　　“喂，”铁路警察与两名便衣一起挤到魏金斯基面前，“你们是从俄国来的？”问话显得很不客气。
　　杨明斋代为回答：“是的。”
　　“俄国的皇上现在叫列宁了是不是？”
　　杨明斋耸耸肩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你们是列宁派来的？”
　　“不是，他们是记者。”
　　“记者？”警察取过魏金斯基递上的记者证，左看右看，没看懂。“你们是俄国的过激分子吧？”
　　魏金斯基说：“我们是苏联著名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警察瞪出眼球：“干什么来了？”
　　“我们希望在贵国筹办一个华俄通讯社。”
　　“去上海干什么？”
　　杨明斋代为解释：“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想去看看。”
　　“找谁？”
　　杨明斋火了，装出高等华人的派头，拖个长腔：“人家是外国人，你们啰唆什么？”
　　“找谁？”两个便衣警察挤上来逼问，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脸拉得很长，“找谁？你们一定有谁要找！”
　　杨明斋说：“找谁还不一样？采访嘛。”
　　便衣不依不饶：“你说，老毛子要找谁接头？”
　　坐在一旁的高君曼忽然高声说：“别问个萝卜不生根，他们是找我丈夫去！”
　　警察一愣：“你？”
　　“你丈夫是谁？”便衣盯上来。
　　高君曼尖着声音说：“我丈夫姓高，上海办大报纸的！我丈夫请他们去上海走走，犯了哪家子法了？他们一不偷，二不抢，坐坐火车还不成吗？徐大总统不乐意了是不是？”
　　三个警察一下子都被这个泼辣的女人镇住了，不由得面面相觑。
　　高君曼又尖叫：“火车都误点了，你们还磨蹭什么？你们不赶路我们还得赶路呢！”
　　这时候旅客们都开始声援了，左一拨儿右一拨儿的都在说：“都误了点儿了！这是干吗呀！”
　　三个警察撑不住了，开始撤，一边踢着边道上的箩筐和藤箱，一边骂骂咧咧。
　　在火车开动之后，杨明斋凑近车窗，小声地对高君曼说：“这位大嫂，谢谢了。”
　　高君曼没有理睬，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树木跑得越来越快。
　　黑子爬上母亲的膝头，细声细语问：“妈妈，爸爸姓高了？”
　　火车入津浦铁路，渡长江后又入沪宁铁路，一路走走停停，跑了两天一夜才到上海北站，弄得高君曼疲惫不堪。出站后，她坐上了汪孟邹早就叫好的马车。喜子还依稀认得汪孟邹，在母亲的提示下叫了一声“汪伯伯”。
　　马车在离开北站之后，便一路小跑，叮叮当当，进入法租界。
　　汪孟邹指点着前方马路，对高君曼说：“转个弯就到。这是霞飞路，你以前常逛的。那幢房子我看真的很合适，仲甫一定能谈下来。”
　　“租金不知贵不贵？”
　　“都是安徽老乡亲，陈独秀又是他老部下，能敲竹杠吗？”
　　马车刚到门口，喜气洋洋的陈独秀就奔出门来。
　　黑子跳下马车扑了上去：“爸爸！”
　　喜子也扑了上去：“爸爸！”
　　陈独秀说：“租下来了！租下柏公馆了！楼上卧房里什么都有，大钢床、红木柜子、大书桌！他们甚至说不收我租金！”
　　高君曼笑了，连声说：“来搬东西呀！”
　　汪孟邹说：“仲甫兄，夫人接到了，孩子接到了，弟也该归还令箭得胜返朝了吧？”
　　他笑着跳上马车就走了。
　　还没等汪孟邹的马车在亚东图书馆门口停下，老门房便推开玻璃门出来，大惊小怪地冲马车报告：“有洋人等着！俄国来的！”
　　魏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都坐在营业房里等汪孟邹。柜台上摆着的三杯茶已经凉了。杨明斋说：“您就是陈独秀先生的房东汪先生？这两位是俄苏记者，专门来上海见陈独秀先生的，有要事相商。李大钊先生的亲笔信在此。”
　　汪孟邹半信半疑地接过李大钊的亲笔信，一瞅，吓一跳，赶紧拉开玻璃门，冲到街上，大声招呼那辆正在松缰离去的马车。
　　“马车！回来，马车！”
　　他叫了一辆，又叫了另一辆。
　　两辆马车“嘚嘚”地赶到了老渔阳里。刚由柏公馆改为陈公馆的这幢二层宅邸此时却是静悄悄的。汪孟邹几次大呼仲甫，均不得回音。
　　于是汪孟邹便轻轻走上楼梯。卧房的门闭着，他唯见黑子和喜子趴在门外光滑的地板上打玻璃球。所有从北京带来的箱笼和包裹，还堆在门外没有打开。（连载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