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架撑着伞的馄饨担子不知走在哪条深巷里。“孟邹啊，我不动气。我肚中唯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再动什么？再说，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呢？我老婆也常这么唠叨我，我耳膜都起茧了。可是你想想，孟邹，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白驹过隙，一忽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呢？”
　　“兄说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无非两个字，”陈独秀伸出两根指头，“理想。”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兄为弟写的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弟都带来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弟焉得没有理想？”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义。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明白，一粒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义，我觉得主义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码子活了，就等于给我一根绳子，叫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颈！”
　　“弟明白了。”汪孟邹站起来，“仲甫，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刀，今日之言，算孟邹都是废话。我这个人，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安生睡。”
　　他走到门口，拧灭灯，关上门，忽又在片刻之后轻轻推开门。
　　“仲甫，”汪孟邹在黑暗中说，“兄是一个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
　　“又是一句废话。”
　　“真的，我们皖人脸面有光了。”
　　“还是废话。”
　　北方邻国果然秘密地来人了。
　　京城4月，尘沙大，浮灰和阳光搅在一块儿暖融融地下来，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厂甸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儿的叫卖声整日在这里响成一片。
　　“豌豆黄！驴打滚！来块大切糕喽！”
　　“糖豌豆来，江米粥！扒糕，凉粉，老豆腐！”
　　一伙外国男女满面笑容地走过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连片的吃食摊、风筝店、风车铺，使这些初到中国京城的人很觉稀奇。就在陈独秀于上海闹胃痛的这一天，李大钊在京城诚恳地接待了几位来自北方邻国的客人。
　　他们是秘密来的，公开的身份不是共产党，是记者。
　　领头的是魏金斯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负责人，他在俄共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北京接洽李大钊。魏金斯基四十多岁，中国皇城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他问李大钊，小贩们的这种美丽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国京戏的一种唱腔。李大钊告诉他，不是唱腔，但这种吆喝确实很像京戏里的道白。流动小贩们在大宅院门前的吆喝要比在这街路上的吆喝更见悠长，“开了锅的喽，炸豆腐嗬”，一句长腔，要长到几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都能听个明明白白；而在这街路上的呢，则讲究个短促、响亮，让路人听了耳膜一振，而耳朵是直接连通胃部的。
　　魏金斯基哈哈笑。笑完之后，魏金斯基便要品尝小吃，李大钊连连说不成。为人东道，吃炸豆腐，这哪成？不成体统！但是路过一家切面铺，魏金斯基却是死活不走了，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他的秘书夫妇也一齐停了下来，大家一个劲指指点点，看起来都要吃小吃。
　　切面铺子不大，门口照例挂一只竹箩圈，用红纸剪成的流苏糊了一圈，给人的感觉又厚道又温馨。
　　山东汉子杨明斋再三对李大钊解释说：“李同志，苏联朋友说，他们真的愿意吃这儿的面条。”
　　“这怎么行？”李大钊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太寒碜，太寒碜。前面就是番菜馆，有俄式大菜，说啥也总得让我在像样的饭馆里做一回东道。杨先生，你再跟他们建议一下。”
　　杨明斋用俄语叽咕了一阵，看来不奏效，魏金斯基一行仍然表示对简陋的小面铺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李大钊双手一摊，说：“那就进吧，恭敬不如从命。”
　　门一推，掌柜便迎了上来。“来面还是来饼？”掌柜在油晃晃的围裙上擦擦手，笑容满面，“本店有葱花饼、大小薄饼、窝丝饼、家常饼、炒饼。”
　　“面条呢？”李大钊问。
　　“炸酱面、打卤面、热汤面。”
　　“面式不多。”
　　“本店还有几样炒菜：醋熘白菜、炒麻豆腐、肉丁酱。依在下看，每位先生还是来半斤炒饼，一盘醋熘白菜，一小碗酸辣汤，每份不过铜元五十枚，只合一毛多钱，本号讲究的就是这份经济实惠。”
　　杨明斋听了觉得有道理，说：“我看就这么着，每人再加一碗打卤面！”
　　李大钊说：“那就真的太寒碜了。”（连载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