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明清玻璃镜普及之前，铜镜一直是古人“自鉴”的用具，数千年来，它不仅作为生活品，更作为艺术品而备受人们喜爱。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各式各样打磨细致、雕刻精美的铜镜青睐有加，由此，也留下了种种与铜镜有关的故事。
　　邹忌讽齐王纳谏
　　古人认为，黄帝是铜镜的发明者，《轩辕黄帝传》记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黄帝内传》也记载：“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我国考古发掘的最早的铜镜距今约4000年，这表明我国铸造和使用铜镜的历史相当久远。
　　从商代到西周早期，尽管青铜器铸造技术日益成熟，但青铜镜的数量却非常有限，且以素面圆镜为主，镜身较薄，镜面微凸，总体上质朴简洁、素净拙雅。西周中期，逐渐出现了背后有纹饰的铜镜；西周晚期，镜背纹饰更加丰富，并有了相对复杂的动物纹饰。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种各样复杂工艺的应用，铜镜的实用性和艺术性都大大提升，成为王公贵族彰显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战国策》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就讲述了一个与铜镜有关的故事：齐国谋士邹忌长得又高又帅，照着镜子自我感觉良好，他的妻子、小妾和客人也都夸他比城北徐公更美。但当真正看到徐公，他才自愧不如，对着镜子再看，更感觉相差甚远。邹忌恍然醒悟，妻子、小妾和客人之所
　　以夸他美，是因为爱他、怕
　　他、有求于他，才用谎
　　话蒙蔽他。他将这个道理告诉齐王，劝谏齐王不要被谎话所蒙蔽。
　　秦镜高悬
　　秦汉时期，铜镜的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若干个全国性铸造中心，生产的铜镜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工艺更精湛。镜背除了各种各样的纹饰，还有了铭文，这对研究秦汉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在咸阳宫安置了一面镜子，宽四尺、高五尺，正反两面都能照人，从镜中不但能看到人的五脏六腑，还能看出哪些人心术不正、心怀叵测。秦始皇经常用这面镜子检验近臣、访客是否有叛逆之心和不轨之意。后来，这个故事演化为成语秦镜高悬，用来比喻官员判案公正廉明、不徇私情，也比喻人料事清楚、见解深刻。
　　在国内出土的汉代铜镜中，不少镜背都有“尚方作镜”字样，如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就陈列着铸有“尚方作竟（镜）真大好，明如日月世间少”铭文的铜镜。尚方是汉代置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官署，“尚方作镜”代表着铜镜是官方铸造的御用之物，如同后世的官窑，生产的瓷器专供皇室和王府。“尚方作镜”代表着皇权，也代表着品质有保证，于是，民间作坊纷纷做起“高仿”，在镜背铸上“尚方作镜”，假托是官方出品来博取信任，其实，民间作坊生产的铜镜在工艺上远不及官方。
　　破镜重圆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间，由于战乱频发、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全国的铜镜制造业进入低谷。在民间，百姓购买铜镜时，更注重其蕴含的文化意义，希望美好的铜镜能为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段时期的铜镜，主要沿袭汉代铜镜的特点，在工艺上没有大的创新和亮点，最为流行的是铸有象征吉祥的神兽图案的铜镜。
　　我们熟知的破镜重圆的故事就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其最早见于唐人孟棨所著的《本事诗》中。故事中，南朝陈国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后主陈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结为夫妻，感情甚好。然而，陈国日渐衰微，徐德言担心国破后妻子被人抢去，便将一面铜镜破为两半，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妻子，并对她说：“如果我们还有缘分，一定能靠这两半铜镜再相认。”
　　果然，陈国灭亡后，乐昌公主落入隋朝开国功臣杨素家中。尽管杨素对她倍加宠爱，但乐昌公主却一心想念着徐德言。某年正月十五这天，历经磨难的徐德言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叫卖半面铜镜，上前一看，发现正是当初自己给妻子的那半面铜镜，于是托人向妻子递话：“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妻子见诗思人，放声恸哭，杨素得知原委，颇为感动，于是送乐昌公主去见徐德言，两人终于破镜重圆，从此也成就了一段佳话。
　　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
　　隋唐铜镜是我国铜镜发展的又一个高潮，铜镜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镜面光亮清晰，镜背的造型端重厚实、精致玲珑，纹饰自由活泼、大方美观，特别是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铜镜出现了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呈现出浓郁的“盛唐气息”，反映了唐代经济社会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
　　三乐镜是这一时期铜镜的代表。三乐镜因镜背铸有“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的画面和文字而得名。“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的故事取材于《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奇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三乐镜镜背上方，铸有“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字样，中间，荣启奇与孔子分列左右，下方的柳树象征郕之野。这面铜镜又称“孔子拜师图”，表达出荣启奇乐观豁达的精神，传递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处世态度。当然，其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当代是需要批判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大唐盛世，也有它文明的局限性。
　　许由洗耳
　　在唐代以前，铜镜以圆形为主，很少有其他形状的。而在宋代以后，铜镜的形状逐渐丰富，包括长方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样式，其中以六葵花样式的菱花形镜最为普遍。与唐代不同，宋代文人更关注自然，具有一种“小清新”的审美品位，因此，这一时期的铜镜上，出现了很多花草、鸟兽、山水、小桥、楼台以及人物故事图案，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许由巢父镜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铜镜，镜背以高山流水和草舍茅屋为背景，讲述了尧帝时代许由和巢父两位隐士的故事。尧想把王位禅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躲到箕山脚下去种地；尧又请他出任九州长，他却跑到颍水边去洗耳朵，表示不愿听这种话。
　　这时，巢父牵着牛经过河边，问许由为什么要洗耳朵，许由说：“尧叫我去做九州长，这种话脏了我的耳朵，所以要洗一洗。”巢父听了冷笑着说：“你如果住在高山深谷中，不与世人交往，又有谁会来打扰你呢？现在你这样故作清高，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我还怕你洗耳朵的水弄脏了我的牛嘴呢！”说完便牵着牛往上游去了。
　　及至元代，铜镜制造沿用宋代风格，非但没有发展，还趋于衰退，表现为做工简陋粗糙、题材老套、单一，反映出铜镜的发展已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