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灵是2003年退休的。退休以后，他用全部精力做了一件事，就是写文章。他写的文章基本上全是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尽管他写文章的水平事实上已经很高，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他仍然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于是这位年近七旬的长者，便像小学生一样钻进资料室档案馆，用一种孜孜不倦的刻苦，认真查阅着历史上的各种档案资料。
　　这一查阅，他六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立即被调动起来了。这使得他手中的笔如泉喷涌、如潮澎湃，结果他很快完成了一部长达几十万字的书稿，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户县诸多事件和人物。全书基本上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这段时间内的人和事，李百灵是一位几十年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又是一位勤于思索的思想者。这就注定了他只要动笔，写出的文章就一定不同凡响。
　　他如实地描述了1954年的情况。
　　1954年，以消灭私有制、实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而在基层，从前农民或者单干，或者成立互助组的形式已开始被农业合作社的浪潮所冲击。李百灵写道：
　　1954年6月以后到1955年开春的建社工作，陕西不少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在贪多、贪大、求高、求快的急躁情绪支配下，有的乱提口号、乱扣帽子；有的不顾条件“一鞭子吆”；有的搞“户户报名，村村建社”，对报名入社的“敲锣打鼓欢迎”，对不入社的“轮班说服”，如此等等。在具体的工作中，过急地把牲畜农具“归大堆”，而且作价偏低，还期过长；有的还宣布取消了土地报酬，这些举措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春季，中国农村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农民生产情绪不高，不积极锄麦、翻地和积肥，不投资生产，但却抢购生活资料，大吃大喝；有的卖大畜买小畜，卖掉牲畜再入社；还有的乱杀耕畜，滥伐树木。
　　1956年过去，1957年很快到来。
　　这一年，合作社已经用跑步的方式在户县普遍地建立起来了。用李百灵的话说，从此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全由不了自己了。他们每天早上蹲在敲钟的大树下，听队长的指派，叫干什么就只能干什么。这个时候的大集体的确充分显示出便于指挥的威力，但这种便于指挥却往往是瞎指挥。夏收大忙之际，时阴时晴，本应发动群众抢收抢打，上边却向全县提出了“碾场服从秋种”的口号。结果收回的小麦长时间堆垒，竟然拖了一个多月还碾打不完。到后来无论是地里未收的小麦，还是场中堆垒的小麦，都生出了绿油油的芽子。小麦大量减产不说，质量也大打折扣。至今户县60岁以上的人，对吃了整整一年的“芽芽麦”都记忆犹新。
　　问题出现得那样多，牵涉的范围那样广，于是农民怨言不绝。
　　原籍户县、在华东地质局测绘大队工作的邢振元，在回家探亲时发现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是直接向党中央写信反映。邢振元向党中央报告：现在的农民已经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转变为高级合作化的经济，按理说生产情绪应该高涨，生产率应该提高，农作物也应当增产。但情况恰恰相反。目前社员们的生产情绪普遍不高，对搞好合作社没有信心，混一天算一天的思想严重。总之，无论社干部还是社员，都没有把社里的事情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来做，都抱着“一推六二五”的态度在对待合作社的工作。正是由于上述情况，现在农村里还有单干户，他们死活不入社。因为他们看到了，高级社的生产情况及社员个人的收入都不及初级社，不如互助组，甚至不如单干户。
　　邢振元反映：现在农民反应很大，地主富农及其家人有怨言但不敢声张，贫农和新中农却怨声载道、怨言颇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
　　照老百姓自己说：我们一年忙到头，吃的不富余，谁还有心情干活呢？但以我自己看来，农民所说的，也许是原因之一，但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
　　1．农民的觉悟不高，私心太大。一看现在不能私人发财致富了，于是努力劳动的心情就不大了。
　　2．合作社发展太快，摊子太大。有的连互助组都没有经过就建立了高级社。社干部无经验，管理不善，使社里的财产无形中受到了损失，减少了社员的收入。如县西南乡一带，在1956年夏收正忙的季节，合作社不是抢收庄稼，却规定（有的是工作组组长规定的）社员一辆马车一天只装8车麦子，而且不管路途远近。结果由于骤雨而降，下坏的麦子无法计算。这也是造成当地人民口粮不够的原因之一。
　　3．社干、社员都没有爱社如家的思想。因此，现在的庄稼不是做得细致，而是粗糙不堪。
　　4．那些年轻社干缺乏务农的经验，却不愿向老农请教，不听老农的教导，各自搞一套。社里分工不结合实际，不根据社员所长去派工，而是以感情用事，结果多数社员不满意。
　　5．合作社社干脱产情况严重，有的社干偷懒，借故不参加生产，但却能根据误工记工分，发红时间同样拿报酬。社员对此很不满意。
　　6．牲口集中饲养以后，由于管理饲养不周，牲口发病和死亡率较高。其次牲口的饲料留得太少，而且忙闲一样，因而牲口长得很瘦，经常要请兽医看病，因而药费花得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