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的柉禁
　　有关酒的历史和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的酿酒技术甚至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朝人认为，酒中有粮食的元气，因而对其十分推崇。到了商朝，酒就更受人喜爱，商纣王嗜酒如命，最终亡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酒。聪明的周人吸取了商的教训，周公在宝鸡制礼作乐，约束周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同时，周人还提倡饮酒适度。各种青铜禁就是西周贵族用来警示自己的器物。
　　1901年，戴家湾地区的村民在取土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数十件青铜器，其中有一组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这组青铜器的主体是长方形的青铜酒禁，在酒禁上还有十余件形态各异的酒器，不论谁看，都会觉得是件了不得的宝贝。这件事情很快被端方得知，并将这组青铜器纳入他的私人收藏。自此，这件宝贝就离开了宝鸡。
　　端方是谁？他字午桥，号陶斋，曾担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还代理过陕西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到1901年的时候，端方已经升任湖北巡抚。但端方出名并不是他的官当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收藏和学问。当时，官场上曾流传一段话，叫作“岑西林（岑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袁世凯）不学有术，张香涛（张之洞）有学无术，端午桥（端方）有学有术”。说端方有学，是因为他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并且成就颇为不凡，是公认的金石学家。端方在陕西任职期间，就收藏了不少从宝鸡出土的国宝，比如鼎鼎有名的毛公鼎。同时，端方也对一些在当时看来很新奇的事物很有研究。他得到戴家湾出土的这组青铜器后，称其为“柉（fán）禁”，还兴致勃勃喊来众人，围着青铜器拍照留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柉禁长87.6厘米、宽46厘米、高18.7厘米，禁上所置酒器最高47厘米。这组青铜器共13件，从器物种类来看，它们几乎涵盖了大部分常见的青铜酒器，却唯独不见食器。禁身为一长方形台座，两侧各有八个长方形孔，两端各有四个长方形孔，其间隔梁和边框饰瘦长尖角夔龙纹，看起来十分大气，而且有独特的美感。柉禁令端方十分着迷，几年后，端方写了一本《陶斋吉金录》，给大家“晒”了一下他的青铜器收藏。在这本书里，柉禁排在目录第一位。
　　1911年端方在兵变中被杀，从此家道中落，端方后人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到了1924年，日子已经过不下去的端方家人找到了美国人福开森，通过福开森，将柉禁卖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神秘的周公东征方鼎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戴家湾迎来了一场劫难。盘踞在凤翔的国民党军阀党玉琨，在斗鸡台地区大肆盗掘文物达千余件，给当地历史文化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据传，当时，每天都有千余人在这里轮番挖掘，持续半年之久，地里的庄稼都因无人照料而荒废。党玉琨要求农民挖到青铜器就上交，挖到陶器就扔掉或打碎，并派手下荷枪实弹看管挖到的宝贝，如有遗失便拿村民问罪。这场盗掘活动，其规模空前，对文物的破坏影响极大。周公东征方鼎就是在这场盗掘活动中重见天日。
　　因为周公东征方鼎的铭文中有“丰白”两个字，所以也可以称其为丰白鼎，是难得一见的西周早期凤鸟纹青铜器方鼎。在资料描述上看，周公东征方鼎器高21.4厘米，大体为长方形，立耳直口方唇。形制和花纹特异，四壁都有垂尾凤鸟纹，同时相邻的两只凤鸟在四角重合，鸟喙则突出器外。向下看去，只见方鼎的四足也被制作成立鸟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的鸟儿都像是在仰望上空，随时准备展翅飞翔一样。在方鼎之内，有五行铭文共35字。
　　顾名思义，周公东征方鼎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的祭祀活动。这篇铭文印证了周公东征平叛的史实，从考古方面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铭文中还提到了周公因为功勋卓著，被配享于周庙，还喝了秦地产的酒。这说明当时秦地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都很高，也说明了周公的地位很高。
　　但这篇铭文也很神秘，有几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比如说，铭文中提到的周庙到底在哪儿？是不是在戴家湾？有学者认为，戴家湾斗鸡台有这么多高规格的贵族墓地，还出土了这么多珍贵的青铜器，那么至少说明周代时此地的重要性，所以戴家湾有周庙的可能性非常大。
　　同时，器主和周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也让专家学者着迷。有学者认为，器主可能是随周公东征的重臣；也有学者认为，器主可能是周公旦的侄子，也就是康叔封的儿子。
　　周公东征方鼎留给世人的谜团实在太多，但它出土后不久就流入美国，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吉鸿昌将军1931年在美国参观博物馆时发现它，带回了它的拓本，方鼎才被更多人所知。到了2007年，陕西考古研究所的王学理先生又从美国传回了周公东征方鼎的照片和铭文拓本图片，又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针对器物本身和铭文的研究也很快展开。而在民间许多传说中，更是将此鼎与党玉琨的最终败亡联系起来，为它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消失的毛伯鼎
　　清朝末年出土于岐山县的毛公鼎是晚清四大国宝之一，也是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它被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世人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戴家湾地区也曾出土过一件与毛公鼎齐名的毛伯鼎。
　　1928年，党玉琨盗掘戴家湾斗鸡台的一座西周大墓时，从墓旁的祭祀坑里挖出了一口鼎。在我市文化学者杨曙明与宋婉琴所著的《金台史话》中对此鼎有详细描述。据载，此鼎高49.5厘米，口径41.7厘米，直立耳，敛口，平沿，方唇，深鼓腹，三圆柱足较为粗壮。鼎口沿下有三组云雷纹衬底的饕餮纹，间饰目纹，鼎足根部还有浮雕兽面纹。鼎内有五行铭文，每行有八个字，但许多都已破损，无法识别，当时人们认出了“毛伯丙（入）门”等字样，根据这些字，大家推测此鼎是毛伯墓的陪葬品，便称其为“毛伯鼎”。据说，毛伯鼎刚出土时，鼎内还放着一只骨架完整的小羊羔，小羊羔呈蜷曲状，而且还遗留有一些黑色的羊毛。
　　毛伯和毛公是一家子，他们共同的祖先是毛叔郑。毛叔郑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也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朝建立后，毛叔郑被封于毛国，他的子孙都对周朝忠心耿耿，这一点从三件和毛氏有关的文物上都能看出来。毛伯鼎制作于西周早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毛伯簋（guǐ）制作于西周中期，而毛公鼎则制作于西周晚期。这说明在整个西周时期，毛氏一族都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和尊重，毛氏一族的地位也始终尊崇。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毛伯鼎刚出土不久就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只留给世人无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