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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冏台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那时的他尽管看到了问题，也思考了好多问题，但他始终相信党的政策是好的。他主动向乡亲们做工作，诚恳地告诉他们：社会主义是个前无古人的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产生一些缺点不仅正常，而且难免，因此请大家务必体谅，务必理解……
但是乡亲们却并不领他这份情，他们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同他进行争辩。争辩激烈时，陈冏台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他远远没有农民掌握的事实多，也远远没有农民对合作化的体会深，但他出自一种责任，甚至出自一种本能，仍然不屈不挠地为合作化叫好。
陈冏台觉察到了事情不妙，但没有觉察到不妙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首先是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干部为跟上形势而不顾实际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有条件没条件只管“合作”，以致农村建立合作社普遍出现了一种不讲目的只重形式、不看结果只要过程的浮夸现象。有的村连互助组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匆匆忙忙地建立起高级社。农民从几千年传统的单干模式一下子转变到大集体，不仅谈不上管理体制的健全和管理经验的积累，甚至连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适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立即陷入了一种混乱。比如，1956年中斑竹园高级社的农民根据以往的经验，本能地想继续种“6028”小麦，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种“碧玛一号”。
农民说：“碧玛一号”种子放的时间长了，怕长不好。
乡干部说：没关系。你只管种！
农民不理解：咋能说只管种哩！种啥不种啥起码得论个道理。
乡干部就发蛮：叫你种你就种，你能还是政府能？
农民仍然不肯：为啥非要种“碧玛一号”？为啥种“6028”就不行？
乡干部却不肯说原因。
逼到最后，乡干部只好把底牌亮出来：“政府早就准备了这些种子，你们不种，这些种子不就都浪费了！”
农民就更不服气，认为浪费种子当然心疼，但造成这种浪费并不是我们的原因呀！何况在浪费种子和获得收成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呢？
但是尽管他们不服，对方却代表着组织，代表着政府，把话往透里说，他们手里还掌握着专政这把万用万灵的工具呢！
农民不得不忍气吞声以两倍的高价买下政府这些麦种，不得不极不情愿却也尽心尽力地将这些麦种种进了田里。
第二年麦子立竿见影地减了产。
按照户县以往的小麦产量，不管丰年歉年，总要在亩产一石这个基数上浮动。而1957年小麦收下来后，每亩地平均只打了四五斗。
这意味着每亩地的产量减少了一半。
本来，如果那一年全县——哪怕是全镇都减产了，话就好说得多，可以把产量低的原因归结到天灾上去，但是事情偏偏就那么不留情面。就在伦二社各村小麦大幅减产的同时，夹挤在它们当中的东伦公村却获得了小麦大丰收。而东伦公村之所以获得大丰收，原因就在于不管乡镇干部怎么恐吓，他们始终软磨硬抗，坚持种了“6028”。于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农民，同样的耕作方式，他们平均亩产在一石以上，是其他村子的两倍。
问题如果仅仅到此，也就不值得农民愤怒了。毕竟，干部也会吸取教训。今年强迫命令效果不好，很可能明年他们就会接受教训。如果那样，合作化道路不说越走越宽广，起码还可以试着朝下走。
但是遗憾。
小麦收割之后，紧跟着又是种稻子。
种稻时，政府似乎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又给农民“介绍”了一种叫“粳稻”的新稻种，要求各社大量种植，并宣传这种稻在其他地方长得很好。
农民很实际，他们认为，这种稻在其他地方长得再好，也不能说明在户县就能长好，必须稳妥一些。他们提了个办法：今年先少种些试试。如果效果真的好，明年再大面积铺开。
按理说，这个建议入情入理，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采纳。
但是乡干部坚决不干。不干的理由非常简单，到处都在快马加鞭，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怎么在你们这儿就慢慢吞吞、磨磨蹭蹭呢？
不行！绝对不行！
结果仅中斑竹园村一个村，当年就种了45顷“粳稻”。
接下来又是立竿见影，继小麦之后，水稻再次大幅度地减产。
还有棉花。
按照常规，户县的农民每年都在谷雨以后种棉花。但是乡政府为了早种早收，做出成绩，规定农民必须提前一个月种棉花。尽管农民都认为这样种不合节气，肯定长不好，但干部们态度强硬，硬是用扣大帽子的办法逼迫农民就范。一时间，“保守思想”“落后观念”“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无数顶大帽子漫天飞舞，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农民全吓傻了。
结果棉花又是乖乖地按照干部的命令种下去了。
由于天气过凉，几十亩棉花一苗不长，最后只得全部犁掉重种。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浪费之大，令无数农民痛心疾首。
最滑稽的是，这时候干部们不再像当初强迫农民种植“碧玛一号”那样强调浪费问题了，这时候说的全是政治，喊的全是口号。上级要求，国家号召，总之提前一个月种棉花是党和国家的政治需要。
（连载4）
但是乡亲们却并不领他这份情，他们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同他进行争辩。争辩激烈时，陈冏台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他远远没有农民掌握的事实多，也远远没有农民对合作化的体会深，但他出自一种责任，甚至出自一种本能，仍然不屈不挠地为合作化叫好。
陈冏台觉察到了事情不妙，但没有觉察到不妙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首先是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干部为跟上形势而不顾实际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有条件没条件只管“合作”，以致农村建立合作社普遍出现了一种不讲目的只重形式、不看结果只要过程的浮夸现象。有的村连互助组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匆匆忙忙地建立起高级社。农民从几千年传统的单干模式一下子转变到大集体，不仅谈不上管理体制的健全和管理经验的积累，甚至连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适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立即陷入了一种混乱。比如，1956年中斑竹园高级社的农民根据以往的经验，本能地想继续种“6028”小麦，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种“碧玛一号”。
农民说：“碧玛一号”种子放的时间长了，怕长不好。
乡干部说：没关系。你只管种！
农民不理解：咋能说只管种哩！种啥不种啥起码得论个道理。
乡干部就发蛮：叫你种你就种，你能还是政府能？
农民仍然不肯：为啥非要种“碧玛一号”？为啥种“6028”就不行？
乡干部却不肯说原因。
逼到最后，乡干部只好把底牌亮出来：“政府早就准备了这些种子，你们不种，这些种子不就都浪费了！”
农民就更不服气，认为浪费种子当然心疼，但造成这种浪费并不是我们的原因呀！何况在浪费种子和获得收成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呢？
但是尽管他们不服，对方却代表着组织，代表着政府，把话往透里说，他们手里还掌握着专政这把万用万灵的工具呢！
农民不得不忍气吞声以两倍的高价买下政府这些麦种，不得不极不情愿却也尽心尽力地将这些麦种种进了田里。
第二年麦子立竿见影地减了产。
按照户县以往的小麦产量，不管丰年歉年，总要在亩产一石这个基数上浮动。而1957年小麦收下来后，每亩地平均只打了四五斗。
这意味着每亩地的产量减少了一半。
本来，如果那一年全县——哪怕是全镇都减产了，话就好说得多，可以把产量低的原因归结到天灾上去，但是事情偏偏就那么不留情面。就在伦二社各村小麦大幅减产的同时，夹挤在它们当中的东伦公村却获得了小麦大丰收。而东伦公村之所以获得大丰收，原因就在于不管乡镇干部怎么恐吓，他们始终软磨硬抗，坚持种了“6028”。于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农民，同样的耕作方式，他们平均亩产在一石以上，是其他村子的两倍。
问题如果仅仅到此，也就不值得农民愤怒了。毕竟，干部也会吸取教训。今年强迫命令效果不好，很可能明年他们就会接受教训。如果那样，合作化道路不说越走越宽广，起码还可以试着朝下走。
但是遗憾。
小麦收割之后，紧跟着又是种稻子。
种稻时，政府似乎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又给农民“介绍”了一种叫“粳稻”的新稻种，要求各社大量种植，并宣传这种稻在其他地方长得很好。
农民很实际，他们认为，这种稻在其他地方长得再好，也不能说明在户县就能长好，必须稳妥一些。他们提了个办法：今年先少种些试试。如果效果真的好，明年再大面积铺开。
按理说，这个建议入情入理，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采纳。
但是乡干部坚决不干。不干的理由非常简单，到处都在快马加鞭，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怎么在你们这儿就慢慢吞吞、磨磨蹭蹭呢？
不行！绝对不行！
结果仅中斑竹园村一个村，当年就种了45顷“粳稻”。
接下来又是立竿见影，继小麦之后，水稻再次大幅度地减产。
还有棉花。
按照常规，户县的农民每年都在谷雨以后种棉花。但是乡政府为了早种早收，做出成绩，规定农民必须提前一个月种棉花。尽管农民都认为这样种不合节气，肯定长不好，但干部们态度强硬，硬是用扣大帽子的办法逼迫农民就范。一时间，“保守思想”“落后观念”“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无数顶大帽子漫天飞舞，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农民全吓傻了。
结果棉花又是乖乖地按照干部的命令种下去了。
由于天气过凉，几十亩棉花一苗不长，最后只得全部犁掉重种。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浪费之大，令无数农民痛心疾首。
最滑稽的是，这时候干部们不再像当初强迫农民种植“碧玛一号”那样强调浪费问题了，这时候说的全是政治，喊的全是口号。上级要求，国家号召，总之提前一个月种棉花是党和国家的政治需要。
（连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