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周的最初记忆，源自儿时所看的秦腔大本戏《黄河阵》。《黄河阵》融汇历史神话，情节离奇激荡，文武行当齐全，殷的衰败倾覆，周的奋发崛起，至今仍有印象。后来多次到岐山周公庙，随着年龄的增长，始知卷阿之地的灵动与神奇。
　　登上凤鸣冈，向南望去，南塬苍苍，一种静谧不期而至。微微南风中，尘世的喧嚣早已遁去，与天地自然的交汇交融，从这一刻开启。这片土地，这卷阿之地，九州天下中心之中心所在，大约亦是先周王朝的先贤们叩问天道之所。
　　1988年初，75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世界科学界精英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肯定，亦是对世界经济狂飙末路的高远预见，乐黛云老先生也有此类论述。西方文化的强势在肯定、开掘人的个性中走向了极端，使人性、人欲迈向了等同兽类的境地，其最终恶果是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而以东方圣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却一直致力于“人之为人、人性向善、人心归仁”自身认识与道路的探索。《唐子西文录》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地球生态已到关乎人类自身生存的今天，在人类走向问题上，我们不得不对圣人孔子的清醒涌起长久不绝的敬畏。
　　而孔子的文化见识来自何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似乎一切还得从先周说起，事实上，孔子的贡献主要还在于对先周文化的传承和整理、编辑方面，显然他是在“打扫”华夏文化宝库，而远不是“五四”中愤青式的“打倒孔家店”，想急切、极端成为精英“莽夫”。华夏数千年文明史，就是周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的流淌。如果说先周文化是一种结合、强化政治统治的文化集大成的话，孔子则重在开掘社会个体的自律、自觉的心灵导引，一定程度上讲，儒学是中国人的心灵哲学。游离于王权之外，孔子一生流离颠沛，只能发出悲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因此，一种文化的强势与持久，必须跟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今天就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终其一生，孔子也未能完成理想文化政治的构建，而他对社会未来中坚力量的培养，却成为贯穿华夏历史文化的神魂。
　　周文化作为先周的国家软实力，何以如此强势，强到一同九州万方，统续八百年之久？
　　这就是王朝的更替，文化传承与发展，华夏文明“和合”的秉性与气度。王国维曾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即一种新的文化必定是在继承与发展中确立起来，孔子也是这般认识，此前的周公及周公之前的周族先人也是在这样的认识中发展了文化，使之更系统。台湾院士许倬云对先周文化作出了如此评价：“以天命观念为基础，开有周八百年的文物制度、道德基础，而且为孔子时代主要的文化突破奠下基础。”“这一突破的重要性，实在孔子学说之上。”（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先周文化的开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自强秦崛起，先周文化乃至孔子儒家学说就处于被割裂、篡改、曲解、修正之中。
　　先周处于华夏文明的一个交接点上，其文化的形成在于对华夏以往早期文化成就的集大成式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最核心的道、儒两家均源于此，可以说之后的各家各派学说，不出周文化范畴。周族先人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数百年的等待，都是结合前人对天地、自然，甚至宇宙认识的不断深化进行的。他们随着认识的深入，也就自觉地承担起为天地立序、向蛮荒之地的初民施以教化的天命之责。灭掉殷纣后，文化集大成的周公开始了王朝文化系统的开创性的确立。对内制礼作乐，建立帝王到平民的社会尊卑秩序系统，使每一个阶层的个体都拥有自己明确的社会定位；同时辅之以乐序教化，使王序成为社会运行的公共准则；对外东征平叛，以和为贵，给予前朝遗民以宽容的生存空间，是谓大一统式的求同存异；同时分封功臣贵族，一姓统万姓，实施文化拓展，使周文化成为九州天下之教化、文化之大统，其文化制度的核心内质法乎天道自然之存在、运行规则。
　　自从周公摄政开始，东征平叛，分封天下七十一国，并没有太多的血腥气，这是文化的拓展，国家软实力的拓展。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拓疆行动，亦是一次兵不血刃的拓疆行动，以周的先进文化汇聚不同文化、聚拢人心的行动，更是华夏宗族家园的开创、建设行动，有着天下归一的天道意义。这是周人的智慧，俯察天地大道，梳理人间关系的伟大行动，同时也是第一次文化无限伟力的昭示。
　　周文王于羑里囚禁之中，反复揣摩、推演天道变化之理，终成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灵魂的《周易》，这是对周之前数千年变化的参悟，所以先周的文化系统有着会通天道的内质。因着这种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认识，才能传承对天地万物最明了最准确最系统的太极八卦图，才能体悟常变与永恒物质世界本源性的内在规律。与太极八卦图认识论相对应，周人的实践论也有了飞跃性发展，这就是最终承载这个王朝雄壮历史的青铜文化：既有征战讨伐，改换天地的武功、利器；又有和谐有序，心存敬畏的文治、礼器。青铜在周人手里至坚至柔，坚至刺破殷纣腐朽的王业，柔至归顺九州天下的人心。天道与世道，在先周先贤这里得以罕有的汇通与通达。于是，不变中的无限的变化开始深入周人的意识层面。《诗经·大雅·文王》就有“天命靡常”的思想，因着这种变的思想，周人终于实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梦想。同时因着殷亡之鉴，西周统治者如履薄冰，勤政爱民，施以德政，开启了一个质朴崇德的和谐时代。这一切，是先周统治者体察历史与天道之恒变的觉悟。
　　在国家文化系统之周礼设计上，也有着遵从民意的考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正是周礼的制度设计观念，这大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民众、民意的尊重吧。《周礼·小司寇》记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这些规定，体现了先周文化的民主成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是说苍天并无亲人，只是选择有德者以辅助之，这也是周人对商代崇尚鬼神的一大突破。在甲骨文卜辞和商人的青铜器铭文中没有发现“德”字，只有在周人的青铜器中才发现了“德”。《尚书·周书》各篇、《诗经·大雅》诸篇中，“德”字反复出现，并多有对周代各位贤王美德的赞颂。
　　尚德、德政在周公身上有着集中体现，并成为体恤民情、敬天保民、强化自律的职责所在。“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尚书·康诰》）。“无逸”，“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在周人的墓葬发掘中，几乎没有以人为牲的实例，而商人墓葬中常常人殉动辄数百人。这一切说明，先周的确是一个尚德的时代，也是一个更高级文明时代的开启。先周王朝文化系统、制度设计体现传承前人，遵从、借鉴天道的高远智慧，因此奠定了八百里基业坚实基础，并成为大唐王朝追慕的对象，大唐的盛世与尊周公、尊孔息息相关，就是文治武功斐然的女皇武则天，也是以“周”为国号实现宏图伟略。功成名就的周公，封地于鲁，成王特留其以佐王室，其子伯禽代领封地。据说周公最后归隐于卷阿，在天下之中心地带继续参悟天道，为先周子民守魂，被儒家称之为“元圣”。
　　从周公到孔子，从先周的强大到儒家文化的数千年正统，无不体现了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开创性发展。周公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贵族阶级的统治经验，并把它们融汇到自己执政实践中，为一个强势持久的王朝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华夏民族开掘了优秀文化思想的源泉。其中，禁酒成为周王朝汲取商纣灭亡教训的一项严厉措施，西周家家都有的酒器“禁”（宝鸡市渭滨区石嘴头村出土），标识这个王朝恒久的警示性意义。到孔子时代，又是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与开创性发展，孔子将周王朝的文化精华融入自己的理论之中，形成了个人系统、完备的思想主张。他在整理先周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深入研究历史与现实，提出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而以仁和礼为核心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并不是绝迹，而是从官方从城市转到了民间乃至于乡土，其根基还深深地扎在华夏的热土中，继续影响着中华民族，它已经成为民族思维的一部分。历史曾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华夏文明有着结构和形态，任何外来的文化思想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教条式照搬照挪是生存不了的，这是由文化自身的规律决定的。
　　先周所形成的华夏文化源流的大系统，几乎成为后世所有文化、学派的源头，涵盖了解决今天所有问题的智慧，一种永不失偏颇的智慧，因此达成了社会运行的良序。历史演进了数千年，回到华夏文明的源头先周，依然有很多深刻的启示，原因在于先周文化是集大成式的整体性的体系、系统，不是单一的片面的独大的，而是全面考虑问题的思路思维。但人们总是在历史的演进中一次一次地迷失，总是在抛弃与传承中偏颇，在偏颇中忘记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以至于走到丧失民族之魂的崖边。究竟是继承、发展还是中断、抛弃，以更长远的目光审视历史，对于文化之发展策略，我们先祖的集大成式传承、创新依然可鉴，即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其内在依然与周文化之思想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