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古弓鱼国墓地出土的西周丝织物印痕。

    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戴龙冠玉人佩。

    游人在欣赏宝鸡市周原博物馆馆藏的骨器展品。

　 铸铜匠反复打磨“制范”是关键
　　制范、浇铸、打磨，三千年前，铸铜匠人在周原的作坊里，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青铜，是一种在红铜中加锡、铅等冶炼成的合金。早在商周时期，青铜器就成为贵族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常客，后来逐渐演变成特殊的艺术形式。
　　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凡是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作为“青铜器之乡”，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文内容之重要，美誉驰名中外。
　　智慧的周人铸造出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特别是在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周原。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对周原遗址东部的姚家墓地及其邻近区域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后发现，这里有很多铸铜作坊的遗迹，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考古人员发现，商周时期的先民采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就有制鼎的插图，图上绘有制鼎步骤“制范”，亦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一般来说，范的黏土含量多些，芯则含砂量多些，颗粒较粗，且在二者之中还拌有植物物质，比如草木屑，以减少收缩，利于透气性。范的泥土备制须极细致，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适当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得心应手。
　　也就是说，铸铜少不了泥模和陶范。2003年，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核心区域的扶风县法门镇庄李村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发现了多处灰坑、陶窑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令人惊喜的是，在此处的６个灰坑里，出土了一批精细的陶模、陶范，出土数量比较大，但多已破碎，所以具体数量暂时无法确定。经过对这些陶模、陶范的纹饰等仔细研究，考古人员确定这里是一处西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作坊。
　　专家表示，周原自汉代以来出土青铜器数量巨大，为世人所注目，但这些青铜器是在何处铸造的一直是个谜，周原铸铜作坊的发现，对西周青铜器产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也对西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等考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制骨匠“变废为宝”工艺要考究
　　2016年底，在周原举行的国际考古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周人灭商后曾迁移大批商遗民来周原居住，在共同生产生活中把周原的都市发展起来。经过二三百年持续发展，在周原形成了“聚邑成都、两系一体”的大型都市，其规模在当时堪称“世界城市”。
　　实际上，周人灭商后，迁移至周原的商遗民中，有许多从事手工业的生产者在此生活，为周贵族和王室提供服务。在2013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新发现36处作坊遗址，其门类包括铸铜、制骨、制陶、角器、玉石器等功能各异的手工作坊，从而为人们首次绘就一幅两千多年前的“周原手工作坊全景图”。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扶风县法门镇云塘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制骨遗址。“制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以动物的骨、角、牙和蚌壳为原料，制作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西周时，由于动物的骨、角和牙的来源十分丰富，加上制作比较容易，所以骨角器的数量比商代大幅增加，骨角器与商代一样，有铲、刀、锥、针、鱼钩等生产工具。
　　云塘村的制骨作坊是西周王朝手工业体系中规模最大、涉及生产工艺最复杂的遗存之一。该遗址位于云塘村西南，其东西长约22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考古人员发现，在遗址的灰坑中都含有大量废弃的骨料，总计约有2万多斤，可知该地应是倾倒废骨料的场所。这些骨料经鉴定，大部分是牛骨，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他有马、猪、羊、鹿、狗骨等。而在周原遗址范围内，除了云塘制骨作坊外，还在庄白西南也发现了制骨遗迹，齐家有铸铜遗迹，召陈、任家有制陶遗迹等，这些遗迹对于了解周原都城遗址的布局很重要。
　　从出土的骨器来看，西周的制骨匠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锯、割、锉、刮、削等一系列技巧和工序。有意思的是，在云塘村众多制骨作坊中，考古人员在一处作坊里发现了铜刀、铜锯以及砺石等制作骨器的工具，且半成品多为骨笄，这表明这个作坊主要是制作骨笄（骨簪）的。要知道，史料中记载周人不论男女都有用骨笄做头饰的习惯，所以这处作坊的发现，也很好地佐证了历史。
　　织丝匠千丝万缕慢工出细活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仙”李白的《清平调》，讲的是见云而想到衣裳，见花而想到容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人对美，特别是对服饰之美一直有追求。
　　周人重仪度，因此对服饰打扮尤其讲究。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服制，但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为宽松，衣袖有大小两种样式，领子通用交领右衽，一般腰间系带，有的在腰上还挂有玉制饰物。简单来说，当时的着装被纳入了“礼”的范围，讲究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弓鱼国墓地中，发现了许多丝织品和印痕。特别是在弓鱼伯墓室中发现两处，其夫人井姬的墓室中发现的丝织品，附在骸骨下的淤泥土上，它们共三层，还有刺绣的印痕。专家们发现，这些附在泥土上的西周丝织物印痕中，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稀可见，其单线绣出的图案使用了“辫子股”的针法，有很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清晰可见的刺绣花纹称得上我国古代迄今最早的刺绣工艺实物标本。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人工栽植桑树。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象形字，也有祭祀蚕神的记载。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
　　西周初年，在周人旧都豳地种桑养蚕已极为普遍，周王还设立了相关官职负责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从宝鸡众多的出土文物来看，不仅有栩栩如生的玉蚕，还出土有大量附有丝织物痕迹或绢丝片段的青铜器，说明这时的丝织品不仅用来穿着，也用来包裹器物。
　　有了麻、桑、茧等材料，西周时期纺织业作坊还要具备染色处理、剪裁制衣等工序。在岐山县京当镇的贺家村，考古人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染色丝绸，有白、黄、红等多种颜色，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关中养蚕及纺织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当时青铜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剪裁制衣提供了必要条件。　　
　 制玉匠造型多样设计有新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载：“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古人爱玉，并非纯粹是因为其外在的美丽，而是看重其内涵，因为玉器是一种品德的象征，它启示人们要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所以自古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说法。
　 宝鸡地区出土的玉器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有活灵活现的玉鹿、玉牛、玉兔，有彰显礼制的玉璜、玉璧、玉璋，其涵盖了礼器、乐器、仪仗、工具、用具、葬玉、装饰品等方面，数千件玉器造型精美、匠心独具，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商周时期，玉器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当时也是中国玉器发展中的“成长期”。西周王朝建立后，以礼治国，《周礼》规定，不同等级玉器的质地、形制和规格，对祭祀、礼仪等用玉也有成文规定。《周礼·考工记》也记载周王室设置“玉作”，管理专为王室制玉的奴隶“玉人”。当时，政治权力从宗教、军事权力中分离出来，在王权初立的阶段，玉器成为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象征，作为一种国家典章制度，它是不可僭越的，从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周的玉器形象生动写实，平面雕刻较多，圆雕较少，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在周原遗址内，考古人员就发现了制玉作坊。这时，有人产生了疑问，宝鸡地区出土众多西周时期玉器的玉料从何而来呢？
　 有学者推测，这些玉料出自本地玉矿，多是青玉，就是人们所说的“软玉”。因为古代不具备长途运输的条件，但在墓地附近暂时未发现玉矿，所以还有待考古人员继续发掘研究。
　 一件玉器，不仅材料贵重，制作时工序也很繁复，碾制时需要画样、锯料、做坯、做钿、磨光、刻款等工序。对于西周时期的制玉作坊的生产，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玉器制作有专门的设计师和制作者。他提出，精美的玉器有礼器、配饰之用，其独具匠心的造型及纹饰，就是亮点之一。
　 然而，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融入玉器之中，其设计者一定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制造者则是按图制作，他们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技术条件下，以柔性线锯、硬性片锯、石钻具、竹管、解玉砂、砺石和石英等雕刻制作，为专业的制玉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