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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虢镇向东,沿着虢蔡路向东再走5公里,就到了陈仓区东关街道太公庙村。地处北塬之下的太公庙村民风淳朴,干净整洁。从古时起,太公庙村就是一处繁华之地,这里出土过国宝秦公镈、秦公钟。从清末民初到上世纪80年代,太公庙村的王子京、王建若叔侄为村里带来良好的家风。冬日里,到太公庙村听王氏后人讲述好家风是怎么来的。
太公庙村 王氏叔侄带来的好家风
本报记者张家旗
    秦公镈

    王建若

    王子京


  秦公镈奏响强秦之音
  从村名来看,太公庙村和姜子牙是有联系的。但具体细节村民却说不清楚,有的村民说,姜子牙当年在去钓鱼台的路上,河水突然暴涨,所以便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等河水回落后才再次前行,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在这里修过太公庙,村子由此得名。但太公庙村真正出名与姜子牙无关。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收藏着很多国宝,其中就有国家一级文物秦公镈。这个1米多高、60多公斤重的“大家伙”,可谓是“国之重器”。它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春秋早期秦地的青铜铸冶技术及音乐文化。这件国宝就是从太公庙村“走”出来的。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当年1月,寒风不停地从当时的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刮过,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村民劳动的热情。他们在村里取土时,意外挖出一处地窖。在这个遍布灰色粉末和零星兽骨的窖坑里,一字排开摆着五件编钟,编钟面前还有三件铜镈。虽然没有细细剥离锈迹和泥土,但人们依然能看到这些铜器上繁复且华美的纹饰。文物专家很快赶来,进行清理并对钟镈铭文进行解读,并确定了这几件铜器为秦宫室重器,应是秦武公所铸,于是便命名为秦公镈和秦公钟。秦公镈内刻有135字铭文。大概意思是说,先祖襄公接受周王室的册封,文公、静公、宪公三代治国兴邦。我则立志效忠周王,要君正臣贤,四夷宾服。
  这套秦公编钟的发现对于确定秦早期徙都平阳意义重大。根据地理位置和历史记载,许多人都认为,这里就是春秋早期秦国首都平阳。秦公钟、秦公镈应是平阳封宫或宗庙遗物。许多村民都认为,太公庙的地下,宝贝还多着呢。
  王子京教出很多英才
  秦公镈的时代毕竟太过久远,深入研究交给专家就好。村民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王氏叔侄二人。这两人,一个名为王子京,一个名为王建若,都在各自的时代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村中人人学习的榜样。
  先从叔叔王子京说起吧。王子京生在清末,父亲王西园读书就好,是邑庠生。王子京的家庭虽然贫寒,但自小家教严格,父亲对他的学习极为关心,常用“玉不琢不成器”的典故勉励他认真学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子京以优异的成绩补廪,这时他认识了返乡的礼泉人宋伯鲁。宋伯鲁是谁?他是当时的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也是著名的维新党人。1897年底,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建粤学会。1898年初,宋伯鲁等人则发起成立关西学会。随后,宋伯鲁又积极投身康有为等成立的“保国会”中。此后,他与康有为等频频向皇帝上书,同敌视、反对变法的顽固势力做坚决斗争。
  受宋伯鲁影响,王子京读了许多维新派主办的刊物,感触颇深。变法失败后,王子京目睹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深感失望,于是再无意科举,而是转投教育事业,希望培养人才,为国争光。1899年,王子京受聘任宝鸡县高等小学堂堂长。当时,朝廷颁诏“预备立宪”,各省相继成立咨议局,王子京又被选为陕西省咨议局咨议。在省城任职时,王子京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不少革命信息。在这其中,他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精神所鼓舞,便加入了陕西同盟会。
  因为王子京在国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省城时,王子京先后被聘请到关中大学堂、西安师范、西安一中和二中等学校任职。在此期间,他抱着教育兴国的理念,培养出许多仁人志士。在西安一中任职时,王子京与青年教师、地下党员魏野畴结识,通过魏野畴,他接受到不少进步思想的熏陶。后来魏野畴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时,还邀请王子京前去为将士讲文化课。1926年,因厌恶军阀混战,王子京离开西安,来到凤翔省立二中任职,并介绍魏野畴一道前来。
  据《宝鸡县志》记载,王子京十分重视群众教育工作,他不仅参加了提倡妇女解放的“天足会”,还针对当时吸食鸦片、赌博等恶习,编写《戒烟歌》《戒赌歌》《劝勤歌》《放足歌》《劝学歌》等歌谣,通过学生和亲友在农村广泛宣传。1931年,王子京回到太公庙村生活,门人联名为他竖起德教碑。
  王子京拥有质朴的爱国情怀,他的侄子王建若赴日本考察教育时,王子京专门为其作诗送行,其中就有“国家爱英才,民族赖振兴”的诗句,并勉励他“到处皆留意,莫虚万里行”。抗日战争时期,王子京还写过《闻日军进占开封》等诗句,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反对日寇侵略的强烈感情。
  王建若拾粪不忘吟诗
  从王西园开始,王家的优良家风培养出许多人才,王子京是,王建若也是。生于1891年的王建若,自小便随二叔王子京读私塾。1911年,王建若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随后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继续深造。因为成绩优异,他被内政部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曾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省政府和教育厅秘书、河南省警察厅厅长等职。
  王建若知识渊博,国学功底扎实,据说,他能将《康熙字典》上的所有汉字认下,而且能说出每一个汉字的意思。在诗文方面,王建若也有着很深的研究,《宝鸡县志》评价王建若的诗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语言优美洗练,富有鲜明生动之艺术感,亦足见其时作者忧国忧民、向往光明之坦荡胸怀。
  1927年,王建若任乾县县长,在任上时,因为积极营救革命青年,遭到当地豪绅猜忌。王建若一怒之下,作诗一首挂冠而去,此时他上任仅85天。全诗如下:“长乾八十五,见绅如见虎;人道为官荣,我言作吏苦。”
  1929年,王建若赴陕南任公债专员兼银行协理,谁知途经子午口出山时,遭土匪绑架,身陷匪巢三个多月才逃脱虎口。周至县县长为其摆酒压惊,王建若感慨颇深,当即赋诗一首以作纪念。在西安时,王建若去一友人家吊唁,遇一名风水先生大讲堪舆好处,王建若鄙视之余,当场拟诗一首:“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山中尽是王侯地,何不搜寻葬乃翁。”宝鸡解放后,王建若当即写下七律《解放(宝鸡)秦岭》,抒发了内心的喜悦之情和对人民解放军的赞颂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若在虢镇中学担任教师、校长,1950年兼任宝鸡县民盟小组组长,后被荐为县政协委员。上世纪50年代末,王建若调至县文化馆工作。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多岁的王建若在村里拾粪时,仍不忘作诗以自娱。这首《拾粪绝句》现在读来,仍有不少趣味:“我市东西南北人,一锨一笼不离身。粪肥积攒如珠玉,拾净压严更认真。”
  上世纪80年代,王建若再次当选为宝鸡县政协委员。王建若89岁时,作出38句长诗,取名《书病(歌行)》,这也是他此生所作的最后一首诗。1983年王建若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喃喃吟诵着《书病(歌行)》。
  59岁的太公庙村八组村民王黎明告诉记者,在王西园、王子京和王建若的影响下,王氏的好家风一直传承到现在。如今,王家人生活在祖国各地,还有去国外的,但不论身在哪里,他们都怀着热诚的报国之情,而且都喜爱文化,善于学习。到现在,王家出了不少硕士、博士。
  “好家风会永远传下去。”王黎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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